中評社香港7月17日電／山西查處黑磚窯奴工事件又有新進展。昨日，山西省紀委和監察委召開新聞發佈會，公佈了涉事公職人員失職瀆職的查辦情況，臨汾和運城兩市共8個縣的95名黨員幹部領受黨紀政紀處分。這是繼洪洞縣曹生村磚窯主被起訴後，地方行政高層宣示徹查決心，在基層官員的層面上展開的最新整肅活動。此外，山西還將責成上述兩市的市委市政府以及市級相關部門作出檢討，以回應受查處官員級別偏低的質疑。
南方都市報今日發表社論說，想當初，山西奴工事件甫一揭露，即招致漫天憤怒，舉國為之震動。在由媒體主導的事件呈現階段，它的產生緣由被賦予了各種角度的解讀，如人性的沉淪、基層政權黑惡化、底層經濟的利益鏈條等。與此同時，輿論也從國家要捍衛文明底線、政府治理需肅清貪腐、鐵腕治罪整頓吏治等方面提出消弭罪惡的建議。但值得一提的是，自從進入輿論籲求懲凶的階段，行政程序被迫啟動並接管事態主題的變化，上述各方面的宏大議論就被逐漸收縮在特定的範圍，沸騰的民怨被框定在個別案件上。
現如今，在近百基層官員受到懲戒的情況下，因循現實政治的慣例，山西奴工事件已被完全調整在官僚制的可控架構下。依照悲觀主義者的理解，這一事件已經步入尾聲，受懲官員則在某種意義上充當了終結的祭品。當然，相較於無數的輿論聲討，眼下的格局略顯輕浮，但在國法與黨政律令看似都被援引的情況下，異見者即便殘存憤怒也無從置評。其實這也是吊詭的現象，在洶湧的民憤描述及想像中，奴工事件無疑觸犯了，但在可申請的追懲上，責任被追究到何種地步才算恰當竟無明確的標準。
社論說，這就是民眾要接受的關於懲治凶頑、化解黑暗罪惡的答卷。在民眾看來，它確實是不夠完美的，但還有更好的答卷嗎？山西在公佈近百官員受懲處消息的同時，紀委還認為奴工事件背後暫時未發現存在貪腐問題。這個結論包含著謹慎的用詞和權術的技巧。它能夠成立是有前提的，亦即事態本身已將社會力量的介入成功排除在外，包括尋子父母團以及媒體等輿論的主體不再能對事件進程施加影響。在這種判斷之下，檢察機關等司法程序將繼續處在靜止狀態，社會監管的動力來源進一步被規定在原地踏步。官僚制度的自我整頓系統再次循例啟用，儘管它很難說服民眾信服其效能。
社論認為，這是政治生態的一個側面，山西奴工事件只是此種政治生態的投影，或者說是一次小小的事故。媒體可以做的已經在允許的範圍內做到了極限，因此不該受到過分的指責。我們已經知道，一個軟弱無力的社會不可能造成強大的媒體，反之亦然。在政府、社會與媒體的互動中，理想的博弈局面遠未形成。在更多的時候，三者之間的關係是失衡的。行政系統將媒體習慣性地作為附屬品加以管理，如此的情勢很少能產生基於平等協商的妥協與合作。如此，社會的無力感也就始終無法消除，並且隨著行政體系的習慣性擴張陷於更逼仄的境地，反過來又強化了社會的無力感。
在官場內部，山西奴工慘劇的起因被歸結為基層官員的“麻木不仁”。如果這個說法成立，那等於說官僚系統的自我糾錯機制要麼不存在，要麼就失靈了。本次官員被問責的數量之多之苛嚴還被看作是山西歷史上少有的現象。但恰恰是這種罕見的、大規模的追責顯示了政治自我淨化功能的長期失效。在此種治理模式觸底時，社會借助公眾輿論向它傳導了警訊。令人困惑的是，原本從社會和國家層面退縮的政治生態，在領教了類似奴工事件的刺激後，並不準備向包括媒體在內的社會力量開放，它接管了事件的主導權，然後徑直將其納入業已生銹的淨化裝置。
社論指出，無論怎樣，山西黑磚窯奴工事件註定要被歷史封存，成為社會、媒體及執政者各自表述的經典章節。其中，前兩者以無力者的奮勇，揭示了自由、人權、正義等普遍的選擇曾被踐踏的事實，以及它們被官僚制敷衍的過往。所謂以史為鑒，而歷史就在我們希望立足的地方等待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