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7月18日電／新加坡《聯合早報》今天發表為“中國信息公開需要制度化”的社論，指出有關中國信息公開的話題已經持續多年，尤其是在發生沙士疫情之後，這一討論曾一度變得十分熱烈。總體上看，最近這幾年，情况改進不少。
社論表示，特別是在中央政府層面，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定期邀請政府高官面對中外媒體，既發布了中國政府想要廣而告之的信息，又滿足了現代新聞傳媒的專業需求和公衆的知情權，所以效果很好。
可是，在中國地方政府層面，總體情况還是差强人意。國務院新聞辦副主任王國慶近日公開指出，一些地方政府官員依然相信，90％“不好的事情”都能够隱瞞，而“倒黴地”被捅出去的只有10％。他直言不諱地指出，在信息傳播手段迅捷而多樣化的時代，有關官員若還是自以爲能夠封鎖信息，那就會顯得很天真。
作爲國務院新聞辦負責人之一，王國慶的言論無疑能代表中國政府高層對信息公開化的積極和務實態度。而在今年年初，國新辦主任蔡武也曾當著衆多中外記者的面，表達了類似的觀點。因此，可以看出，在信息公開方面，中國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間是有差別的。僅從最近發生的各種社會不公事件、湖泊污染和食品安全事件看，地方官員隱瞞真相的做法不僅直接導致了惡劣後果，而且還使中央政府連帶蒙羞。
社論指出，在信息傳播極其發達的時代，“不好的事情”也許能够隱瞞一時，但絕不可能永遠被“捂住”。“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這是中國傳統文化裏非常樸實的智慧語言，今天不僅沒有過時，反而還隨著通訊技術的發達而變得更具現實意義。最近幾年來中國各地被曝光的一些醜聞，都是先在非傳統媒體上不脛而走，然後形成滾雪球效應，最終引起軒然大波。
由于中國傳統媒體的公衆參與程度較低，所以互聯網已經成爲公衆議政、監督和評判當權者的重要平臺。政府官員可以控制信息的發布，但却無法截斷“小道消息”通過網絡和手機傳播。這是政府官員再也無法長期隱瞞事實、掩蓋真相和愚弄輿論的關鍵所在。只是還有不少地方官員偏偏“不信邪”，依然以爲掌握了官方媒體就等于壟斷了話語權和信息發布權。這不只是天真的，而且更是愚蠢的。
在發生沙士之後，中南海就一直警告說，地方政府對重大事故不得緩報、瞞報、漏報和謊報。但是，從這幾年的情况看，幾乎所有重大事故都有不同程度的瞞報和謊報現象。一些地方官員面對中央政府都敢弄虛作假，他們在面對公衆時的誠信又會是如何，當然就更需要質疑。
社論稱，信息不公開或者信息攙假，癥結在于信息渠道不通暢。但是，信息渠道不通暢的主要責任幷非在地方政府，而在于缺乏正常、有序和有保障的信息發布制度。
因此，在批評中國一些地方政府隱瞞真相的同時，人們也許還有這些疑問：地方政府爲什麽不敢公開信息？自行公開信息是否有政治風險？它們是否有必須公開信息的責任？是否擁有公開信息的權力？假若它們沒有這個權力，或者有權力而無保障，那無疑說明在制度上存在著阻止信息公開的障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