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9世紀工業革命的工廠需要大量勞工，首先在歐洲引起史無前例的“移民潮”，大批大批農民背井離鄉告別家園進城，從紡織女工到機械工，從建筑工到搬運工，倫敦、利物浦、巴黎、布魯塞爾、漢堡的城區在逐年快速擴張，成排成排的“長屋”（后來影響到中國，並形成上海的裡弄）為來自農村的“工人”提供簡易住居。於是，新城市在涌現，老城市在不斷擴大。世界大城市排名榜紀錄在不斷刷新。
在工業時代至后工業時代，城市的規模往往體現出一個國家發展和發達的水平。紐約、巴黎、倫敦、東京、香港在20世紀曾經以發達的特大城市炫耀聞名於世。人類幾乎對於自己在工業與科學技術方面的進步充滿完全自信，甚至毫不懷疑社會經濟的發展必然會帶來城市的繁榮和發展！
二次大戰后，隨著環境污染、社會治安、文化價值觀出現的系列傾斜直至各種“城市病”，“城市危機”的黃色訊號首先在西方社會媒體出現：“美國大城市的生與死”、“巴黎進入解體時代”、“倫敦的邊界在哪裡”、“東京灰色的天空”等等。當“城市病”開始作為侵蝕吞噬人類健康與安全的威脅蔓延之際，人們終於開始懷疑“現代城市文明的價值”：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科學技術進步與城市成長同步嗎？國家社會經濟與科學技術越發展，城市就會越來越大嗎？結論並非如此。
20世紀70年代，一個名為“羅馬俱樂部”的組織在《未來100頁》報告中指出：世界大城市所暴露出來的危機已經開始直接威脅到人類的生存﹔城市問題不隻是一個國家或區域性問題，而是全世界面臨的共同課題。
20世紀80年代，美國未來學家奈斯比特在其著作《大趨勢》中指出：“美國大城市的包袱越來越沉重”﹔“美國的許多新思想並非在大城市出現，而是來自那些小城市和小鎮”。
為解決城市“大”所帶來的系列“大問題”，發達國家依據霍華德“花園城市”及衛星城的理論，於20世紀50年代末開始在大城市周邊地區建立“衛星城”，法國、美國、日本、英國走在最前面，從“臥城”、“科學城”、“大學城”、“創意產業城”到各類新城，卓有成效地分解分擔了大城市居住及就業等方面的壓力。
發達國家建立衛星城的有效方法是“衛星城與連接母城的公共交通網絡體系同步”。以輕軌、公共客車、高速及各種自助人行道路系統將衛星城與母城編織進入一個全方位的捷運體系。重蹈西方城市覆轍不可避免？
文章說，歷史重復歷史。因為世界許多國家總是不可避免重蹈覆轍或亦步亦趨，在崇拜西方城市文明、向往發達國家發達城市文明的過程中，我們卻不知不覺地在復制、變相復制或變本加厲復制那些所謂現代的西方“大城市文明”。
一些地方實現“城市化”的第一步措施就是擴大“城市數量”及其規模。具體途徑為大范圍增加縣級市與地級市，本來是縣城或專區（地區）所在地的集鎮一躍而為市。顯然，縣級市與地級市的行政級別及待遇大幅提高，而鎮的地位仍在原地徘徊甚至下降。由於縣級市與地級市上得很快，真正懂得治理城市的專業干部隊伍跟不上，許多曾經是學農業、主管農業的縣長一夜之間成為縣級市或地級市的市長，這批干部往往是願望好、熱情高、干勁足，但是，從城市規劃到實施建設有不少敗筆。由於缺乏對這些縣級市與地級市的市長真正在專業上的監督機制，所導致的誤區甚至工程腐敗性“業績”給國家造成不小的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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