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8月16日電／台灣聯合報黑白集今日發表社論指出，馬英九特別費案宣判無罪後，檢方必須統一見解以決定上訴與否，不能坐視司法正義淪為隨承辦檢察官個人見解為轉移的俄羅斯輪盤；此為事理之必然，已毋庸深論。而法律見解之外，馬案揭露出侯寬仁檢察官筆錄造假，誘人入罪的嚴重司法風紀問題，檢方尤必須追究責任，作出合理交代。
侯寬仁拒絕與台南地檢署統一見解，最後各行其是；這尚可說是個人法律見解的分歧，而且個別檢察官也無權要求其他檢察官同意其意見，只能由上級來協調統一見解。因此，檢方見解不一致，導致當事人或因而陷入訟累，或幸運免受追訴，這基本上是檢方上級的責任，尚不能怪罪侯寬仁。
社論說，但筆錄造假的問題，就沒有妥協或包庇的餘地了。就檢方而言，這是司法風紀問題；就民眾而言，這更是基本人權問題。檢方如果不就法院判決指摘的侯寬仁筆錄造假情事作出合理的交代，恐怕檢方信譽無法挽回；而未來刑事訴訟法修正，或將出現一股排除檢察官偵訊筆錄證據能力、進一步壓縮檢察官權力的聲浪。屆時，檢方恐將噬臍莫及。
偵查不公開，辦案人員是否嚴守法律規範以保障人權，外界無從瞭解，自亦無從監督。是故，偵查筆錄能否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的設計，即就檢察官和司法警察官及司法警察作出區隔。檢察官的偵訊筆錄除非有“顯不可信的情況”，原則上有證據能力；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則反過來，除非有特別可信的情況，否則不具證據能力。侯寬仁的筆錄被法官排除，正是因為嚴重的扭曲、誘導、記載不實，而被認定為“顯不可信”。法律的設計，原是尊重檢察官的養成和訓練係與法官相同，理論上當然不會違法取供，破壞人權，這是對檢察官的信任和尊重；如今，侯寬仁的行為嚴重破壞了這種信任，且其效應正逐漸擴大。
社論指出，侯寬仁筆錄造假之所以引起如此巨大的風波，除了這是動見觀瞻的馬英九的案件外；其造假的嚴重程度，令法官在判決書中寫下“實務上未見”、“擅自詮釋而曲解”等空前嚴厲的批判，也是重要的原因。法官如此不給檢察官面子非常少見（台開案判決指摘檢方放水當然也是一例），而侯寬仁筆錄與錄音差異如此巨大，亦是前所未有。以侯寬仁的辦案經驗和學養，要準確抓住被告或證人供述的意思而記錄下來，應非難事；然而，嚴重錯誤竟在本案中一再出現，欲辯稱“非出於故意”，恐怕難以置信。
侯寬仁究竟為什麼要故意這麼做？有媒體報導，當初高檢署查黑中心先起訴了吳淑珍，因此就以犧牲馬英九來作政治平衡。倘若這確是侯寬仁不惜筆錄造假、拒絕統一見解的動機，實在不配擔任職司台灣司法正義的檢察官。進一步說，在出現了檢方見解不一、步調不一，而已危及司法正義的實現、人權的保障之際，檢方高層竟一再放棄迅速統一見解的機會，聽任情勢惡化；則恐怕檢方高層和侯寬仁一樣有著“政治平衡”的動機，亦屬無可原諒。
社論認為，筆錄造假是極其嚴重之事，目前檢察當局及侯寬仁皆否認法院的指責；因為，倘若檢方及侯寬仁認錯，勢須立即處分侯寬仁，且亦失去上訴的立場。但法院畢竟已將相關筆錄的譯本完整列出，可以逐句逐字比對；因而，侯寬仁或可為自己辯護，但檢察當局卻須正視此事，倘若錯在侯寬仁，即絕對不可護短，否則即成共犯。為了司法正義，為了整飭紀律，檢方必須徹底追究此次筆錄造假事件，萬萬不可一味護短，以致錯上加錯，而賠上“檢察一體”的名譽。
檢方若上訴，馬英九是否犯罪將受二審考驗，同樣的，侯寬仁筆錄是否造假亦將受二審考驗。在決定是否上訴之前，檢方必須想清楚，能否為侯寬仁背書到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