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8月28日電／台灣中國時報今日刊登社論指出，高雄捷運外勞仲介弊案，高雄地院日前宣判，前“總統府”副祕書長陳哲男獲判無罪，判決書中嚴詞斥責陳哲男身居高位，竟泯於公私分際，接受廠商招待，涉足賭場，有辱官箴，應予非議；只因檢方所提證據不足，無法證明陳哲男在高捷引進泰勞時利用職權圖利廠商。針對這項判決並未出現詛咒司法死亡的政治嗆聲。決定上訴的檢方也承認並不意外；在辯論程序中檢方已經說過本案缺乏直接證據，判決有罪需憑想像空間。
陳哲男案與馬英九案都是極受矚目的司法案件，所曾引起的政治喧囂幾乎淹沒了司法。我們總以為政治鬥爭再慘烈，台灣不能沒有超越政黨立場、獨立政治的司法。近年來，政黨鬥爭激烈，動輒進入司法程序，司法難以置身事外，幾乎到了無役不與的地步。但司法畢竟是司法，服膺的是法治與人權的基本原則，不是政黨或選舉的政治邏輯。政客不仁，總想糾纏司法蔚為己用，司法固應該力予排斥，社會輿論也應支持司法拒為政治工具。單從最近馬英九與陳哲男這一北一南的司法判決中，以司法為觀察焦點，不難得到三項重要的體會。
社論指出，首先，法官與檢察官，同負司法之名，但性質與角色大有分別。檢察一體主動追訴犯罪，只是準司法、廣義的司法，位居司法核心位置的法官，被動受理案件進行獨立審判，有著不可抹滅的職權界限。從政黨輪替之前開始，檢察系統向有自詡為司法官的習慣，導致社會不能分辨檢察與審判間的觀念與制度分際。然而大法官已經一再解釋，刑事羈押與通訊監察（即監聽）都是檢察官無權自行裁處，而須由法官才能決定的強制處分；兩者不能角色代換、相提並論。陳哲男案則更清楚地顯示，擔負舉證責任的檢察官若不認真舉證，縱使道德至堪非議如陳哲男者，法官也不能僅憑想像或是推論判決有罪，站在衛護陳哲男權利的角色觀察本案，檢察官應該受到批評：為什麼明知證據不足，僅憑推論就敢求處重刑？站在不齒陳哲男所為的角度，也該批判檢方：為何蒐證不力，未達有罪絕無可疑的程度就貿然起罪？陳案與馬案相比，法院堅持法治原則的態度並無不同，檢察系統查證的積極性卻大不相同，以至高雄法官嫌其不足，台北法官嫌其過度，是否因為檢察一體原則在實踐上具有看不見的影響力？頗值思索。
第二，刑事程序中筆錄不實問題嚴重，“發現真實”與“保障人權”兩大刑事政策目標，都面臨著嚴峻挑戰。馬案的偵訊筆錄固然引起軒然大波，陳案的偵訊筆錄也同樣過於簡略而有誤導入罪的質疑。偵訊筆錄若簡略到連刑事程序的真實景況都不能呈現，還奢談什麼案情的發現？現代科技發達，世上主要法治國家，不論是英美法系或大陸法系，有哪一個還像我們這樣不講究筆錄的積確翔實而不肯逐字記錄？刑事司法難道不該像商務仲裁、“立法院會”甚至記者採訪一樣逐字記錄？且不說侯寬仁蔑視逐字記錄、夸言其筆錄可信、敢於反嗆法官律師的囂張態度，但看追求檢察改革的檢改會網站上是在檢討還是護短？再想想司法史上有無追究“坑人”筆錄法律責任的前例？即可知問題嚴重的程度！
第三，陳案馬案的檢方都已聲言上訴，像其他的刑事案件一樣，檢方舉證不力不能贏得法院給予有罪判決的後果，卻是要被告繼續承受下一審級指控犯罪的難堪，道理何在？“憲法”上一事不再理或是一罪不兩罰原則，在刑事案件而言，絕不只是輕罪不能重罰的實體原則而已；著重的乃是程序正義，追訴程序反覆，對於應受無罪推定的被告而言，就是不可承受之重。司法改革將一審朝向堅實的事實審、二審朝向法律審改革，用意本應相若；試想：延宕多年之後由上訴法院調查認定犯罪事實，怎能符合發現真實的科學要求？不但是司法資源的無邊浪費，也是司法人權的重大威脅。現在司法改革為德不卒，應否直接質疑重審事實的上訴制度違憲？也就成為可堪沉思的方向。
社論質疑，面對司法案件的政治氛圍襲人而來，司法人慣於沉默不語，能否就此數點再作反思，以在惡劣環境之中重樹司法信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