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8月31日電／杜正勝在高中職校長會議上兩度公開宣稱“中華民國已不存在”，就他個人一向的行徑看，倒不是太稀奇的事；台灣聯合報今日發表社論指出，令人不解的是，那麼多高中職校長在場，竟然是一片沉默不語。是校長們一律贊同杜正勝的說法？或是懾於部長權威而不敢作聲？
從杜正勝事後引述聯合國決議文對其說法作了補充解釋，可見他自知心虛；如此一來，更反襯出高校校長們甘於沉默之悲哀。台灣之存廢，是何等大事，豈可聽任一名狂夫信口胡言？更何況，台灣認同茲事體大，從教育的角度看，問題愈曖昧愈需要辯論，以明辨是非曲直。既然杜正勝敢宣稱這是“真實與虛妄的戰爭”，卻沒人敢站出來和他對話，難道校長們皆不知杜所言正是徹底的“虛妄”？
社論表示，身為“中華民國”的“教育部長”，杜正勝竟宣稱“中華民國”不存在，這不只是對憲政的挑釁，也是對教育論述的強暴。誰授與一個“教育部長”決定“國家”存廢的權利？杜正勝選擇在高中職校長會議上發表政治宣言，即是擺明了藐視校長們的尊嚴，更是料定了校長們沒有向他質疑的道德勇氣。對於一頭衝進校園的蠻牛，校長們只是袖手旁觀嗎？
試想：即使在所謂的威權年代，台灣言論市場的蓬勃，也要比今天的批評能量大上許多，不同意見受到的尊重也要高得多。而今天台灣的言論空間，幾已退化為僅剩兩類：一是壁壘分明的名嘴評論，二是藍綠政客的隔空叫罵；此外，沒有對話交流的機會，也沒有反省思辨的意圖。這是台灣言論空間陷落的最可悲之處：信口開河和反覆其詞，成為執政者與其親信獨攬的特權；批評和異議，淪為職業政客和職業評論家的日常生活；而一般民眾乃至知識菁英，卻被虛偽的民主玻璃帷幕隔絕在外，變成發不出聲音及聽不到聲音的人。
社論指出，當杜正勝大言不慚地說，“連教育界都不敢面對什麼是我國”時，他其實是在侮辱所有在場的校長；而他敢如此狂言，憑恃的只是自以為是的教長“權威”，而非掌握了什麼偉大的真理。近幾年台灣言論空間的急遽萎縮，一則與這類“新權威”鬼魅的再起有關，二則是受民進黨塑造的強烈民粹氛圍影響，使人民餒於表達不同意見。試想，若真有校長起而質疑杜正勝之主張，他當場可能受到的羞辱及事後可能受到之報復，恐怕難以想像。只消看新潮流從大鳴大放到被迫噤聲的下場，即可知：這早就不再是一個可以察納雅言或容忍異議的執政黨了；但我們還要假裝這是個民主時代，假裝自己的沉默是金嗎？
回顧當年，建構式數學推行了七年，弄到學生數學程度低落，教育界方才猛醒；數十萬學生七年時光的虛耗，無人敢指建構式數學是“皇帝的新衣”，卻是多少老師沉默自保所致。現在校長們對杜正勝的沉默，與當年教育界對建構式數學的沉默，如出一轍同樣皆是教育界的悲哀。教育界的階層威權，竟已將校長及教師們的道德良知摧殘至如此地步。
希特拉一人不能成其為希特拉，除了納粹鷹犬爪牙外，亦是多少知識分子的迷失及噤聲造就了希特拉。許多追隨希特拉犯下納粹時代罪行的人，其實只是“隨波逐流”而已，包括執行猶太大屠殺的劊子手艾克曼，竟也自稱是“根據康德的道德律令而活”。他們的問題，都只出在“遵命行事”及“默然不語”，思想家漢娜鄂倫把這種現象稱為“平庸之惡”。世間很多大奸巨惡，皆是靠著平凡人的志願合作而得逞；今日杜正勝之所以囂張至此，難道也相當程度地反映了知識界與教育界的“平庸之惡”？
在輿論空間陷落的台灣，人們失去的不是說真話的自由，而是說真話的道德勇氣。杜正勝之輩如此囂張，可從校長們的喑啞中找到部分答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