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10月31日電／昨日，北京市十二届人大常委會第三十九次會議表决通過了《北京市人民代表大會代表視察辦法（修訂草案）》，修改稿吸納了常委會組成人員提出的“避免形式主義，可以搞突襲，增加暗訪”的建議，規定“視察應采取多種形式，兼顧不同類型單位，便于代表全面真實地了解情况。
新京報今天發表社論指出，人大代表“暗訪”似乎已經不是新聞了，可稍加留意即會發現，目前的代表“暗訪”多集中于社會生活領域，如代表“暗訪”交通、醫院、網吧、超市、餐飲店等，對于政府機關，代表“暗訪”的則不多見。
以北京爲例，長期以來人大代表視察政府部門多采取事先打招呼的方式，直到2004年，才有了第一次“暗訪”———2004年9月至11月，北京市人大常委會組織人大代表，以市民的身份對行政許可法實施情况進行了檢查，這次檢查沒有事先打招呼，人大代表不是統一坐車，而是分散“打的”前往被檢查機關“微服暗查”———這次“暗訪”的效果顯著，事後人大方面公布的報告直指被查政府機關六大服務問題，引起了輿論的關注，政府方面更爲之震動，一些部門在曝光第二天就拿出了整改意見。或許正因爲先前的成功經驗，北京市人大考慮將“暗訪”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來。
社論說，事實上，作爲國家權力機關，人大有權力采取任何有利于監管的方式，對政府部門進行監督，包括暗訪。相對于“明訪”，“暗訪”優點顯而易見。“暗訪”的保密性和隨機性，使得被視察單位很難“臨時抱佛脚”，掩蓋漏洞，藏匿污點。“暗訪”讓人大代表掌握了監督的自主權，更利于人大代表設身處地，以普通民衆的眼光進行觀察，有利于發現政府公共服務的不足與疏漏，使人大監督政府的工作更務實、更契合民意。
當然，幷不是說“明訪”一無是處，較之“暗訪”，兩者其實各有所長，互不排斥。但是，要了解真實情况，不能僅僅依靠“明訪”這一種形式。其實，民主監督需要“信任式”的，更需要“不信任式”的。“明訪”作爲“信任式”的監督，它建立對被視察單位充分信任的基礎上，即相信它的善意、相信它的道德自律，因此監督者與被監督者之間的互動是和風細雨的。但正如孟德斯鳩所言：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變的真理。人大代表作爲監督者，應常懷疑和不信任，突然襲擊式的“暗訪”是保證民主監督效果的必要手段。
社論認爲，對于“暗訪”立法，行政機關也需以開明的態度面對。不可否認，突然襲擊式的“暗訪”，媒體的曝光，很容易讓自己陷入尷尬，但良藥苦口利于病，人大代表不留情面的較真，說到底不是爲了出某個部門的醜，而是對行政機關所存在的弊病進行負責任的“診斷”，是履行正當職責。如果行政機關虛懷以對，認真反思和補救，不僅無損于行政機關的威信，反而更能提升自身的公信力。時代不同了，對于現代民主政治中的行政機關而言，制度化的不信任越多，公衆自發的信任就越多。
適度合理合法的不信任，是民主政治的另外一個層面，也是我們的制度安排中常常被忽略的內容。所以，强調人大代表“暗訪”，豐富了民主政治的內涵，能提升人大代表的監督水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