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12月17日電/台灣《中國時報》今天刊登的社評說,為了替台灣下一階段永續經營與社會發展思索方向,時報文教基金會日前特別邀集十數位來自人文、社會科學相關領域的學者專家,閉門舉行為期兩天的研討會,就台灣當前的政治、經濟、文化、環境等所爭議與糾葛的若干議題,進行深層的反省與廣泛的對話,並嘗試梳理出若干出路。值此選舉喧囂鋪天蓋地的時刻,重拾對這些問題的關注或許有些不合時宜,但我們始終認為,要讓台灣走出困局,讓相關課題重回公共討論的平台,恐怕是必要踏出的一步。
要知道,當下的台灣不可能自外於全球化的浪潮,也不可能完全忽視東亞與中國大陸正在進行的劇烈變革,畢竟台灣的競爭力與社會分配的兩極化,正是與這個外環境的變革糾纏在一起;同樣的,當下的台灣社會也實在不能再被持續的切割與對立,畢竟不同世代或族群的認同或記憶,該是象徵台灣多樣與多元的珍貴資產,不是在選舉操作中不斷被用來為撕扯的工具;更有甚者,藉由民主轉型所辛勤打造出的公民社會與責任倫理,實在不能再讓少數政客的操弄與踐踏,就輕易的給摧毀掉了。這些林林總總的課題,其實都與台灣未來的命運息息相關,但圍繞這些問題的思考與對話,卻在當下的台灣被嚴重忽略。
社評表示,我們發現,許多議題在經過對話後,逐漸就能夠還原其真義。以最近在台灣被過度消費的“轉型正義”為例,在最早被提出時原本旨在正面看待台灣的歷史過往,包括二二八、白色恐怖、本土化、兩蔣評價等在內,期盼能藉以重建台灣社會的和解與包容,本是具有相當嚴肅時代意義的概念,然而這組理念在被部分政治人物收編為口號之後,很快的就淪為操作政治報復的廉價修辭,甚至是算計選票多寡的工具。結果“轉型正義”的實踐不僅未見落實,原始的精神卻遭嚴重扭曲與摧毀。
同樣的,台灣在歷經解嚴、開放黨禁報禁、修憲等改革進程後,原本在民主、法治、人權保障的成就上已經享有極高的評價,卻在跨過民主化進程最關鍵的門檻│政黨輪替後開始面臨嚴酷考驗,包括“國族認同”的紛歧、“憲政體制”的紊亂、責任倫理的淪喪、程序正義的破壞、黨派識別的標籤、民粹動員的操作、政治語言的粗鄙……等都讓許多人對台灣的民主現狀感到不滿,甚至是彌漫著焦慮與畏懼,若干明顯反民主的陰影,如戒嚴、延選、軍管、操作奧步等傳言,已經開始飄浮在台灣的輿論氛圍中,怎麼重拾台灣社會對民主基本理念的信守,恐怕已是刻不容緩。
當然在這個過程中,知識分子究竟該扮演怎樣的角色,也值得進一步的思索。不諱言說,不少原本在戒嚴期間積極扮演觀念啟蒙、改革催生甚至行動參與的知識分子,很弔詭的在政黨輪替後陸續陷入進退維谷的境地,逐漸喪失對既有體制的批判與制衡能量,甚至根本選擇噤聲不語。結果這股在台灣原本最蓬勃的批判力量,竟然在政黨輪替後逐漸沉寂,導致這種情境的因素有多端,有的是被收編成為體制內的一部分、有的則是礙於昔日情誼不忍苛責,少數還敢於堅持批判者則被扣上各種帽子,結果在當下最需要知識分子站出來匡正時弊的亂局中,這股力量卻缺席了。而台灣知識分子究竟該怎麼重拾這股批判力量,絕對是需要嚴肅對待的課題。
社評指出,值此選舉考量凌駕一切的時代氛圍中,彌漫於社會視聽空間的議題,舉目所見皆短線操作、區分敵我、擴大對立、情緒渲染的語言,罵街式叫囂取代了理性的對話,政客與媒體名嘴壟斷了輿論的發言位置,屬於更高層次的議題,例如對全球化視野之觀照、對大歷史意識的反省、對普世價值的信守、對公義理念追尋等,都被推擠到邊緣的位置上,這種輕忽的本身或許也是台灣的所面臨的危機之一。
兩天的研討當然不可能為許多難題找到答案,也不易獲致清晰肯定的結論,但透過研討也終究發現,再複雜敏感的爭議,都可在理性溝通中獲致彼此的理解與尊重,一個民主、永續、開放、多元、包容的台灣,不該僅只是個夢想,而是本來就可藉由實踐就能達到的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