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全球經濟協調機制停滯有關
在中國經濟調整的同時，全球經濟動蕩失衡。國際爭端增多、國際格局重新定位，這些問題的解決要求有穩定、運行良好的國際協調機制，但此時的國際協調機制卻處于停滯的困境中。
首先，全球經濟協調機制處于停滯狀態。加入WTO為中國提供了一個穩定、非歧視的貿易制度環境，使中國貿易處于鼎盛發展時期。而今，中國經濟向深水區邁進時卻面臨雙重尷尬：一方面，WTO本身處于談判停滯的低運行階段；另一方面，即使 WTO仍有效運行，WTO在新問題如能源、金融、環境等方面也無法為各國提供協調機制和磋商依據。
多哈回合的停滯在經濟運行表層的影響雖不十分顯著，但其結果對于世界貿易體係來說是災難性的。目前全球貿易不平衡日益擴大、矛盾突出，各國政府可能會試著尋求一些在政治上可行的辦法來代替WTO。例如，各國開始避開多邊機制的約束簽署低標準的雙邊、區域貿易協議，零散、塊狀的協調機制將會進一步擴散。WTO正試圖重新發起談判，原本2007年應召開的部長級會議將被推遲，即使明年 3月在日內瓦召開，但按WTO客觀估計，這次會議也是低調的，在新議題上不會有任何突破。這說明，中國目前面臨的國際問題已不能單純依靠多邊體制來協調，如何建立中國自己的國際協調機制，已成為中國經濟貿易和外交中的首要問題。
而國際金融體係也可能陷入困境，過去10年維持全球金融運行的“布雷頓森林體係Ⅱ”，是非正式的全球匯率機制，它依賴發達經濟體實行浮動匯率，而新興國家則對本幣匯率（主要是兌美元匯率）進行管理。這一體係內美元不斷貶值，美國面臨外國投資逐漸增大的壓力；歐元升值，歐洲面臨出口壓力；人民幣升值，中國面臨金融穩定壓力，這都挑戰全球金融體係的協調能力。很明顯，非正式的“布雷頓森林體係Ⅱ”比WTO的協調能力還弱，讓人不能不為2008年後的全球穩定擔心。
第二，歐美各有布局，中國成為不可忽視的要素，但在其整體布局中的地位尚不完全清晰。
亞太地區的合作格局還未最終成型，2006年11月，21個亞太經合組織（APEC）的成員國領導人共同發起了有史以來最大的貿易自由化行動，同意“認真考慮”建立亞太自由貿易區（FTAAP）的構想，但美國政府仍心存疑慮，擔心中國崛起會在太平洋中間（特別是在美國和中國間）劃一條分界線。美國的一個可執行的應對措施是和單個亞洲國家簽訂自由貿易協定（FTA）。2007年美韓FTA談判已完成，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度和泰國也被加入美國FTA的談判名單；若日本能在談判桌上放棄對農業的保護，美國會將其放入談判名單中。而日本也和美國一樣，為尋找雙邊合作的可能，已和新加坡簽署了FTA。東盟國家行動更快一步，開始踏上了自由貿易的實質徵程。歐洲自有其在全球的戰略布局，歐盟已擴展到27個國家，最近又重拾與非洲的關係，並正在探討與東盟各國貿易談判的可能性。
但在歐美各國的戰略布局中，中國始終是一個不可忽視的不確定因素，對中國也有各種定義，從美國的利益攸關者到歐洲的全面合作關係，歐美在肯定與謹慎中琢磨著與中國的交往方式。
第三，各種意識取向交錯，全球共識遠未形成。如今，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退回到保護主義陣營中去。中美雙邊貿易的不平衡將會有增無減，這反映了兩國在全球經濟中的地位，雙方都是經常項目最不平衡的國家，雙方在全球經濟的影響力舉足輕重。雖然這種不平衡在經濟上能夠被理解，但從美國國內政治的角度來看，將必然導致保護主義的復興。而隨著中歐貿易摩擦的深化，歐洲內部一些國家開始調整對中國的態度，出現向“右”轉現象，一些中國學者認為中歐的蜜月期已結束，而某些歐洲高層官員也認可這種說法，但大家都說，“蜜月結束不等于離婚”。進入婚姻關係的中歐雙方能否達成共識，處理好一係列經濟瑣事仍是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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