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1月3日電／《文匯報》今天刊登鳳凰衛視時事評論員何亮亮的文章指出，東亞地區各國大都屬於儒家文化圈，中日作為當代東亞兩強，如果能率先以儒家文化的價值觀作為處理兩國關係的基礎，“禮之用，和為貴”，不僅對中日關係，對東亞各國處理相互間的關係，對於未來包括中日韓與東盟在內的東亞自由貿易區的建立，肯定有利。中韓之間、中越之間也可以運用這一模式。
日本首相福田康夫去年末的中國之行，有一項行程特別引人注目，這就是到山東的曲阜，參觀孔廟。他在參觀後表示“回到了2500年前文化的原點”，強調了日中交流的悠久歷史。福田和夫人一同觀看在孔廟大成殿前舉行的祭祀大典。福田表示：“日本也有‘論語熱’，孔子的教導在今天的世界各地依然發揮著重要作用，這一點意味深長。”他還說：“我感受到了溫故知新。此次訪問深受感動，今天收獲良多。”在參觀時他還回憶道：“我中學時就讀《論語》。”在參觀時這位日本首相還不斷以日語念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禮之用，和為貴”等《論語》中的經典語句。
福田以這樣的行程，向中國也向日本的輿論與民眾，展示了中日兩國人民雖了解卻不太深刻認識：中國文化特別是儒學對日本文化的影響，是建立在《論語》基礎上的共同價值觀。這一價值觀完全應該而且有可能成為今後中日關係的基礎。
儒學對日本文化影響深遠
文章指出，福田提到中日文化交流開始於2500年前，在大約公元四、五世紀時，儒學經朝鮮半島傳到日本，從此成為日本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隋唐的文化、政治制度在東亞地區已經成為文明的來源。
那麼為什麼近代以來，同樣屬於儒家文化圈的中日兩國，卻一度成為仇敵？從日本方面的原因來說，日本的精英在儒學的基礎上，吸收了西方文明，以所謂和魂洋才的理念，開始了大幅度的革新；而大清的統治者一直昧於時勢，無法革故鼎新，無法正面對應來自西方的挑戰。儒學後期最重要的思想家、明朝王陽明的學說，在日本成為明治維新的重要思想源泉，而大清的統治者們卻背道而馳。
率先現代化的日本轉而欺負自己文化的恩師中國，對中國造成了巨大的傷害，這個時期的日本精英，在處理對華關係時，是完全不按《論語》教導的。戰後日本在和平環境中，舉國一致，致力發展經濟，很大程度得益於儒家文化；然而在1972年中日關係正常化的時候，中國大陸尚在文革時期，全國批孔，曲阜的孔廟被破壞，這種不正常的環境，使當時的中日關係也無法以儒家價值觀作為基礎。
以儒家文化價值觀處理中日關係
文章表示，我們可以換個角度看，例如德國總理默多克夫人刻意顯示自己的西方價值觀，不惜刺激中國，破壞中德關係；兩國沒有共同價值觀是非常正常的，雙方應該相互尊重，求同存異，不應趾高氣揚地認為自己的價值觀高人一等，特別是對中國這樣擁有古老文化傳統的國家，傲慢地擺出自以為是的姿態是無濟於事的。
從這個對比可以看出，福田首相參觀孔府，具有非常積極的意義，共同的東亞儒家價值觀，是東亞不同於歐洲的地方。中國大陸在經濟現代化的同時，越來越重視儒家文化為代表的優秀的傳統文化，由近年民間自發的《論語》熱可以看出。和諧社會的觀念，儒家文化中古已有之，這一觀念完全可以運用到東亞地區的國際關係格局，因為東亞地區各國大都屬於儒家文化圈，中日作為當代東亞兩強，如果能夠率先以儒家文化的價值觀作為處理兩國關係的基礎，“禮之用和為貴”，不僅對中日關係，對東亞各國處理相互間的關係，對於未來包括中日韓與東盟在內的東亞自由貿易區的建立，肯定有利。中韓之間、中越之間也可以運用這一模式。
歐盟建立的基礎，共同的價值觀是很重要的一環。人們往往認為在東亞沒有類似的共同價值觀，因為東亞沒有歐洲那種源於希臘羅馬文明、基督教文明以及公民社會的傳統。然而，以儒家文化為核心，重視禮義廉恥和誠信、重視教育、家族聯繫與家庭觀念、包括使用漢字和筷子，這種東亞文明在全球化時代展現了活力命。當然中日兩國都在對儒家文化推陳出新，有新的超越，但是這一價值觀的核心仍然具有鮮活的生命力。福田首相的曲阜之行，可以使人們重新思考，所謂溫故知新，其意義正在於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