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1月16日電／1月15日上午，印度總理曼莫漢·辛格在北京中國社科院小禮堂發表題爲《21世紀的印度與中國》的演講。辛格在演講中指出，過去幾十年里，對外經濟開放使中國深深受益，也使印度深深受益，而中國的成功是促進印度變化的一種動力。
南方都市報今天發表社論指出，近些年來，有關“龍象之爭”的討論層出不窮。有人看好中國：從綜合國力來看，印度與中國還有較大差距；世界各國都感受到“中國制造”的實力；中國在人均收入、外商直接投資、成人識字率、嬰兒死亡率等指標上也表現得比印度更爲出色。也有人看好印度：印度的經濟增長前景優于中國，印度將在未來迎頭趕上，甚至可能超過中國；中國缺乏能够在全球市場獲勝的企業，但印度在信息技術和生物制藥領域却有能同歐美大企業競爭的公司；中國在現代經濟的“硬件”方面出色，印度則擁有完善的金融制度等現代經濟的“軟件”。
必須承認，競爭幷非對立。如辛格總理所說，今日中印兩國都處于快速變革的時期，兩個社會的中心任務都是發展，雖然社會制度不同，但是創造更加美好的未來是兩國人民的共同願望。無論誰比較有“優勢”，對于另一方來說，都未必是壞事，前提是只要它願意向對方學習，共同成長，將對方的優勢變成自己的長處，以備各自轉型之需。
社論說，今日中國人多談自己處于一個過渡或者轉型時期，西方也有學者指出“曆史已經終結”。然而必須承認，世界上還沒有哪個國家可以誇耀自己徹底完成了轉型，解决了所有問題。早在18世紀，法國思想家聖西門就曾經談法國正處于“轉型時期”。和同時代的知識分子一樣，聖西門曾爲法國大革命的不盡人意苦惱不已。革命沒有給法國帶來預期的結果，反而在血流成河中讓法國重回專制。怎樣讓社會成功轉型而不再發生流血？聖西門等法國知識分子想到的是建立工業社會的各種網絡，包括完備的銀行系統、道路系統、社會組織等等，使社會平穩轉型。時至今日，盡管法國早已實現民主、自由，但幷不意味著這個國家不會遇到新問題，爲 “法國病”所困的法國進入新的“過渡時期”。
顯然，在經過近二三十年的融合後，老牌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真正區別顯然在于操作層面的民主政治而非“問題”的有無。就在社會主義國家向西方國家借鑒民主、自由、人權與産權制度等人類文明先進成果的同時，一些資本主義國家同樣需要面對自己的新問題。不久前，美國也有知識分子鼓勵資本主義升級。從“短缺與匱乏”的“資本主義1.0”時代到今天“過剩與鋪張”的“資本主義2.0”時代，面對這個貧富分化與資源浪費積重難返的困境，資本主義必須升級到討回公共權益的“資本主義3.0”的時代。
社論說，從這方面說，無論是印度、中國，還是其他國家，轉型幷非只是曆史的嘆息，更是一種蓬勃向上的精神氣質，一種對現實困頓的心明眼亮；轉型是人類未竟的事業，是需要人類不斷完成的共同事業。無論是冷戰時代的自我封閉，還是現在似有還無的“文明的沖突”，這種無謂的對抗幷不能解决人類的當務之急，真正有益的仍是回到人的條件來思考人類文明。
社論指出，制度不斷升級是文明進步的法則。如果我們承認沒有一勞永逸的制度，就應看到任何國家的“操作系統”都需要順勢升級。21世紀，當全球治理的觀念漸入人心，當政府不再靠著“敵對勢力”操縱人心，這一升級過程必然是文明融會貫通、取長補短、共同成長的過程。
如果說改革爲轉型社會的成長提供了肥沃土壤，開放則爲它提供了新鮮空氣。盡管開放帶來或這或那的問題，但有目共睹的是，無論是印度還是中國，在積極融入世界、充分世界化的同時，不但沒有形成“引狼入室”或“以身飼虎”的亂局，反而在一點一滴地收獲曆史報償。“與世界接軌”是推動中國與印度社會轉型的重要力量。而作爲世界的一部分，中國與印度同樣因爲開放而成爲推動其他國家轉型的外部力量。
社論說，這種開放，同樣是自由思想與獨立人格的開放。在演講中，辛格總理寄望中國知識分子、思想家和學者能够擔起責任，通過思想和不同觀點的自由交流，鞏固兩個古老文明之間的聯系。曆史一次次證明，知識分子的命運就是知識的命運，而知識的命運决定了國家的命運與品格。從“詩聖”泰戈爾到“經濟學良心”阿馬蒂亞·森，從“聖雄”甘地和“加爾各答天使”德蘭修女，印度知識分子對社會的參與和對人類命運的終極關懷更值得今日中國人努力與珍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