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2月1日電／台灣中國時報今日刊載社論說，“立委”選舉才剛過，特偵組就大動作偵結中藥商和牙醫師兩個公會全聯會，涉嫌行賄“立委”案，兩案就起訴了前、現任共十五名藍綠“立委”，其中包括了素以“按件計酬”式的紅包“立委”，也不乏形象著稱的知名“立委”，這些““立委””喊冤之餘，卻無法撇清其中或多或少的金錢流向，更凸顯陽光照不見的“國會”，是不是有更多黑洞是看不到、辦不到的？對新“國會”而言，以舊案為殷鑑，自律、自清是重建形象的唯一辦法。
這兩起案件，都是舊案。中藥商行賄“立委”，十年前即爆發，一度偵結，“立委”全部沒事。但因為公會全聯會為金錢處理內訌，讓此案一再遭到舉發，直到十年後，特偵組才得以畢其功。當然，檢察官的起訴未來在法庭是否為法官採認，猶在未定之天，但從社會觀感而言，“立院”形象可謂再度受到重創。
社論指出，不論是十年前爆發的中藥商、或者五年前的牙醫師金錢遊說“立委”，都是政治獻金法完成立法前的案子，正因如此，當年才一度偵結不起訴，但沒有法的規範，不代表“立委”在行使職權，從事立法工作時，可以堂而皇之收受遊說團體、利益團體的金錢，特別是當這樣的獻金牽涉到修、立法的對價關係。
民主國家從事國會遊說舉世皆然，問題在於舉凡有能力、有資源進行大規模遊說者，均屬強勢，相對沒錢沒人的小老百姓，這些團體可影響修立法的時程、進度，甚至內容；而對絕大多數人民而言，“立法院”任何議事，幾無置喙餘地。“立法院”要延宕議事，重大法案可以連打幾架不通過，“立法院”要在會期末趕業績，可以一夜通過數十法案無人聞問其良窳，原本應該照顧最大多數人利益的法案，更可能因為利益糾葛的遊說而失衡。
以中藥商全聯會爭的是中醫師調劑權；牙醫師全聯會爭的是避免牙科被排除在健保給付之外，一般人可能不知道，光是去年牙科支付額度已達三百多億，換言之，這些收受五萬、十萬、數十萬到百萬、三百萬的“立委”們，出手影響的就是一年三百億的利益。
特偵組以“立委”在修立法過程中有沒有“出力”，做為“立委”收受遊說團體金錢有無對價關係的指標，儘管這個偵辦標準被調侃為讓拿錢不辦事的人沒事，拿錢辦事的反而有事；坦白講，牙科該不該改為“附加險”可以討論，改了附加險之後，會不會影響一般就醫權益更需要討論，但就是不能因為遊說團體的龐大力量，在修立法過程中，少了這個程序，而一面倒的接受一方之見。如果拿錢辦事而沒事，“立委”豈不個個都可以成為紅包本？從接受遊說、到遊說後採取多少施壓行動，條列清單按件計酬？
社論指出，事實上，中藥商和牙醫師公會的遊說都是“立法院”議事黑暗面的冰山一角，檯面上看到的是這些“立委”在選舉期間收受了這些團體的政治獻金，檯面下沒看到的是，非選舉期間從“立委”助理到辦公室開支，有多少是特定團體指明“認養”？更惡劣的是，更有許許多多特定廠商從重大政策到法案推動之初，就以利益鎖定“立委”，小到為“立委”辦公室裝電腦，為“立委”公關酬酢埋單、大到選舉經費的資助，林林總總開銷，若被揭發則推說為政治獻金，當時法無明定，法已明定後再壞不過就是未如實申報，頂多行政裁罰；或推給助理、家人或兄弟，甚至若干政商掛勾的弊案，辦倒了行賄廠商，就是辦不到“立委”；更不要提即使政治獻金法完成立法後，根本沒有多少“立委”真正的誠實申報。
在這兩件案子中，具體而微地顯現“立委”從法案連署、發言支持、到不發言杯葛、甚至尿遁不表態，都可以有價碼，試問，沒有財力、沒有公會團體的弱勢，該如何尋求“國會”法案與預算的奧援？長此以往，立法豈有不失衡的可能？過去二百多“立委”的時代，價碼是這麼開，“立委”減半後的新“國會”，此一議事生態不改，“立委”議事價碼豈不是要順勢加倍？
對涉案“立委”而言，都在問為什麼以前可以，現在不可以？為什麼旁人沒事而我有事？但對健全“國會”立法來說，特偵組在“立委”選舉之後，新“國會”開議前，偵結起訴這兩個案子，卻是別具意義，“立委”什麼能做什麼不能做，在起訴書中已經有了明確的判準，期待新“國會”以此“最低標準”自我要求，開布新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