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台灣大選，任何人都知道台灣業已耽擱了八年。在這八年裡，台灣各級政府累積的債務已高達十三兆，財政的惡化已使國際貨幣基金和其他債信評等機構都開始覺得不安，設若這種情況未加改善，所謂的“拉丁美洲式的內爆”未嘗不可能在台灣出現。而龐大的政府債務，除了豢養出少數特權新富新貴外，它其實並未落到民生福祉上，相反的，則是台灣至少有百分之四十的人口是走在所得降低，生活為艱的道路上。最近，在過年的氣氛裡，人們看到低收入階層“年年難過年年過”的聲音，已逐漸表面化。低收家庭有八成覺得今年難過；許多古老的商業行為，如農民自行擺設年貨攤；早已消失的路邊理髮攤等皆已出現，這些都是社會經濟退化的跡象。
在所得降低、生活費用變貴的時代，古老的經濟模式開始出現，這其實已是嚴重的警訊。今天的台灣早已不再是“藍”、“綠”兩國，而成了“有”和“沒有”兩個階級自成兩國的社會了。
而非常讓人感慨的，乃是台灣的候選人，仍兀自耽游在醜化、抹黑、隱射式的攻訐，以及另外一些只意圖替少數人牟利的問題如陸資購屋、降低遺產稅等，對多達百分之四十正在向下沉淪的人民卻視若無睹，這樣的選舉和這些人又有甚麼關係？
台灣己到了必須從事全面性的結構與方向重整的時候。全球化的時代，一切競爭皆以十倍速在變化，任何階層與任何地區稍有鬆懈，即難免在全球化過程中受害；今天台灣每況愈下，即和過去八年來台灣政治忙於內鬥與內部分贓，而疏忽了結構調整所致。如果我們的候選人仍兀自在內鬥層次上搞醜化，抹黑，縱使靠這招並非不可能贏得選舉，但贏得選舉，輸掉台灣，這樣的選舉又有何意義？
因此，在春節即將到來之際，看著台灣大選仍兀自在口水問題上內耗；民生凋弊益深，而兩組候選人並未對台灣的結構重整、對百分之四十人口的向下沉淪、對台灣傳統工商業的全面向上升級等，攸關國計民生的重大問題提出方向性的願景。台灣選民應格外提高警覺，並以上述美國三次大選的教訓為鑑。惡劣的選舉風格，只會形成惡劣的政府，美國人民為了民粹反智政治所付的代價就是殷鑑；由克林頓第二任的選舉策略，也顯示出把人性考慮放進選舉策略中，那才會真正的改變時代的議題方向；由杜凱吉斯的不幸遭遇，更提醒了人們要對民粹操弄提高警覺。民主政治之可貴乃是它會給每個社會自我調整的機會，如果不能掌握這種機會，它犧牲掉的仍將是人民自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