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萬鋼就第二條問題說，我和科技部的黨組書記學勇同志在很早的時候就認識了。我還記得2004年12月27號給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做講解的時候，那時候就是李部長陪著一塊去的，同時之前我們做共同的準備。到科技部工作以後，我們兩個人關係很融洽，這也可能是我們同代人的關係，我們知道共和國的同齡人有同樣的感受。
在工作上，我們通過半年多的合作，逐步逐步的理出了一套思路。特別是黨組和部會的意思規程。黨組議什麼樣的事，怎麼樣來議事，部會議什麼樣的事，互相之間的關係是怎麼樣。所以我們黨組和部會有一個明確的議程規程，這是經過半年多的磨合、半年多的嘗試、半年多的探索寫出來的。
我覺得在我們日常的工作當中，比如說每一次開黨組會的時候，我基本上都參加，而且黨組會議的事，事先黨組書記和部長都充分地溝通。部會在議事的過程當中，覺得有重大的、有戰略意義發展的，關係到我們國家長遠利益的事情，提交給黨組進行深入的研究。我在這裏給大家舉出一個例子：比如去年6月25號，總書記在黨校講課以後，我們和黨組一起商量，因為牽扯到我們國家在十七大以後的發展，所以，科技部的黨組就開了務虛會，共同確定了13個有關於我們國家科學技術戰略發展的中長期的，包括我們進行部門職能轉變，深化機構改革，怎麼樣自覺接受監督，怎麼樣搞好廉政建設和誠信建設，這方面進行了深入調研。所以從那時候起，科技部的上下，就在我們平時日常工作的過程中，加上了課題的研究。13個戰略課題的研究，由所有的部長、副部長共同承擔。經過多次中心組的學習，大家確定了我們今後發展的方向、探索的思路。
萬鋼指出，我想，我們合作遵循的原則應該是科學的決策、集體的決策和民主的決策。這就是和黨組合作的原則。按照《國務院部門組織法》，部長要對部裏的工作負全責。我在深刻理解總理跟我說的有職、有權、有責，權力和責任是聯繫在一起的。任何人都不能放縱權力，任何人都不能推諉責任。
因為，你的權力是人民給的，這個權力背後寄託著我們全國科技人員的重托，寄託著我們國家科學發展的重托。所以，這個權是很重的，而且今天施行了這個權，你就要負責。我曾經上任的時候說過，我是誠惶誠恐，確實感到擔子很重，但是我想遵循的原則是一個科學決策的原則、集體決策的原則、民主決策的原則。
這樣的話，它的發展、它的決策會是正確的，而且在整個發展過程當中，也得到了進一步的證實。
就第三條問題，萬鋼表示，剛才因為你是青年報的記者，昨天我們就談起過青年人才的發展。青年人才的發展確實是我當前最關心的事情。我在很多場合都問起過，我說我們現在一講人才就講引進人才、留學人才。我們自己的人才呢？改革開放30多年了，我們自己的人才也已經茁壯成長，我在很多地方調研，上任以後，調研的任務是相當重，我在當地調研的時候，看到了一大批中青年的人才。
萬鋼說，1977年那一代都已經成為骨幹了，他們都說我們是老的了。再一批年輕人的人才，40多歲的、30多歲的人才正在茁壯成長，正在發展。但是，我也是在想，作為一個科學發展，作為今後，我們更加要注重青年人才的發展。我們現在正在和自然基金會共同探討，比如讓青年工作者承擔更多的自然科學基金。
“兩會”召開前一天，我們頒佈了對於國家重點實驗室的長期穩定支持，每個國家重點實驗室都將得到一筆資金，而這筆資金主要是在開發運行和它自主研究的課題上。我們在這裏特別要求，能夠讓我們的青年，特別是我們剛讀完博士，或者博士後畢業的，獨立承擔課題，由他們來培養。
還有一個，我覺得大家可能要注意到，就是去年年底人大常委會通過的《科學進步法》。在《科學進步法》當中，明確了對科研工作者的誠信規範要求。同時，還明確了我們要寬容失敗。也就是說，當一個科研課題，如果通過了大量的實踐和研究，證明了它不可能實現的話，照樣可以驗題，為什麼？要培養青年人才，一定要有一個寬鬆和諧的研究環境，讓每一個研究室能夠自主的確定一些課題，讓每一位青年人、青年科學家能夠自主的承擔課題。
我覺得在某些情況下，如果探索出一條走不通的路，可能比次次成功還要好。我們的很多科學前賢，他們在無數的失敗當中探索了道路，如果我們不允許他們失敗，他們也不會得到成功。就我自己的成長當中，我很多次跟媒體朋友說，好象報導上說我做過很多項目，獲得了很多成功的經驗。
萬鋼指出，我今天也表示，在我的成長過程當中，可能我做失敗的事情要比我成功的事情多得多。這也就是我在國外生活的環境當中，我的同事們都跟我說，你也是一個人，是人總是要犯錯誤的。我想我們應該有這樣一個環境，使每一位青年人，他能夠努力地去做他自己的事情，他對科學的探索，對科學的期望和自覺性，不畏艱險、不畏挫折發展，我想這是青年發展的一條必經之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