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4月6日電／我國貨幣政策面臨加息與升匯的激烈爭論。南方都市報今日刊登社論說，這一爭論可以告一段落，從去年央行的政策來看，實踐上已經非常清楚，央行决定更多地動用匯率政策、調整存款准備金率、窗口指導而不是利率的辦法來抑制通脹風險。
在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第一季度例會上，防止價格總水平過快上漲還是金融宏觀調控的中心。會議提出，貨幣政策要加強“與財政、產業、外貿、金融監管等政策的協調配合，加快結構調整步伐，促進國際收支趨於基本平衡”。市場人士認爲，這一表態顯示央行對於匯率手段的重視在利率之上。
社論認為，這是央行的矯枉之舉，是對以往滯後貨幣政策的補救，也是實事求是之舉，應該讚賞。
我國的2月份的CPI達到十幾年來的最高點8.7％，預計今年一季度CPI將在8％的高位徘徊。從廟堂到民間，抑制通脹的呼聲是一致的，但對於如何抑制通脹却各執一詞，如果對此無法達成共識，那麽，我國將在前門抑制通脹，而在後門迎來滯脹風險。滯脹比通脹更危險，如果實體經濟陷入衰退，將阻礙中國市場改革的進程，一切會無法挽救。
社論說，提高人民幣匯率是個比加息更值得稱道的政策。我國貨幣政策的症結有二：一是基礎貨幣發行機制以外匯占款爲依據，導致人民幣成爲美元事實上的影子貨幣，這對於一個獨立的大型經濟體是不可想象的，沒有獨立的貨幣主導權就不可能有獨立的經濟主導權；二是人民幣匯率管制，由於基礎貨幣發行機制存在先天缺陷，導致政府不得不對匯率實行較爲嚴格的管制，避免出口主導的經濟受到威脅，市場大起大落。
人爲設定匯率價格相當於給中國經濟加上了一柄扭曲的尺子，出口如此有利可圖，實體經濟壓低生産要素價格以出口爲要務，其結果是外匯占款越來越多，人民幣升值壓力越來越大。人民幣遲遲不升值與匯率升值的強大預期扭結在一起，導致人民幣資産價格節節攀升，從樓市到股市無不如此，引發了一輪又一輪的行政擠泡行動。
不難看出，貨幣、實體經濟是個系統工程，其中匯率是根基，當匯率逐步走向市場定價，貨幣發行制度將發生根本性變革，由此倒逼出口與投資導向型經濟向內需型經濟轉變，人民幣資産得到准確的市場定價。總而言之，中國經濟需要一把准確度量的尺子，最重要的尺子就是匯率。
如果說在中國經濟市場化初始階段，實行固定匯率制是不得不然，現在市場經濟進入新一輪轉型期，繼續進行嚴厲的管制則是自毀市場基石，那些認爲人民幣匯率提高是西方陰謀的說法是站不住脚的，堅持不升匯的惡果我們已經看到，國內經濟結構性矛盾日益加劇，人民幣資産價格被國內外大資金操縱，幷且，以一國之力是無法控制匯率的，只要美元大幅貶值就足以導致人民幣名義匯率在事實上大幅升值。
那麽，我們爲什麽不能用加息來抑制通脹？不解决匯率問題而在國內加息，是揚湯止沸，將使中國的實體經濟步入衰退的危險邊緣，不能聽信爲了銀行一己之利而發出的加息籲求，這相當於向全世界熱錢發出邀請函，呼喚他們分食人民幣資産升值及人民幣與美元息差的雙份大餐。
社論指出，不僅如此，從緊的貨幣政策對於國內實體經濟的負面影響已經暴露無遺。所有的企業不管經營好壞，都處於信貸緊縮的陣痛之中。以往商業銀行放貸，對優良客戶在利率上實行優惠，一般在基准利率的基礎上可下浮10％，現在被取消；民間貸款利率已經上升到30％，這對於利潤水平在市場平均值的企業是致命一擊，任何實體經濟都無法承擔高利貸式的融資成本。如果央行繼續加息，企業無路可走，融資成本高企，出口渠道被堵，惟一的結果就是讓貶值美元來購買國內的優質企業。
加息與升匯都是猛藥，不可同時運用，在擴大匯率浮動區間的同時，必須保持國內較爲寬松的經濟環境，以扶植具有優質基因的民營企業安渡人民幣升值難關，通過做大做强參與國際競爭，拓展內需市場。
爲此，我們呼籲，央行不僅不應該加息，政府還有必要在匯率快速升值的同時，放水養魚，進行减稅甚至降息等逆向操作，减輕實體經濟負擔，降低對外需的依存度，提振內需，使中國經濟安然渡過貨幣轉型的重要關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