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際上，這是西方長期以來對其他國家的做法。從早期在第三世界搞殖民主義到伊拉克占領，西方都是用道德優越來論證其合理性的。但問題是，西方的這種“道德優越”感只不過是一種“自以爲是”的感覺罷了。往往爲了論證其行爲的合理性，西方訴諸于把對方“妖魔化”的手段。
西藏問題就是這樣。西藏獨立話語的確立本來就是西方力量而非西藏人本身創造出來的。爲了達到這個目標，西方的一些勢力不斷把中國中央政府的各種西藏政策妖魔化。
一旦中央政策被妖魔化，那麽少數藏人無論怎樣的行爲，只要是反中央政府的和反漢人的，就是合理的。很自然，一旦放到西方的西藏話語里，中央政府所采取的恢複法律與秩序的努力就成爲了“鎮壓”，而少數藏人的打砸搶就成爲了“反抗”。
這種話語不僅主導著西方媒體，而且也主導著西方的政界。實際上，西方大多數的公眾幷不認同幷且反對把奧運會政治化。把奧運會政治化的是很小一部分人。但爲什麽這一小部分人能有這麽大的能量？除了這些人具有高度組織性外，西方一些政客對中國的成見和偏見扮演了很大的作用。
麻煩的制造並非全是壞事
文章說，一些政客本來就不想看到中國的崛起，對中國有這樣那樣的不滿，有很多話要說。類似西藏騷亂那樣的事件就給了他們一個很好的機會。他們開始鼓噪，支持對華不友好和反華的力量。這在一些前政府官員當中表現得尤其明顯。他們中的一些人公開親自出來反對中國，或者支持和動員其他力量來反對中國。
不管中國怎樣做，這次奧運會已經被政治化。但中國必須也只能直面西方的這些反華力量。中國和西方在道德價值上的衝突遲早會公開化。
現在既然在奧運會的事件上公開了，中國盡管不想看到，但必須坦然處之。中國既然不能完全阻止奧運會被政治化，那麽只好作最大的努力把政治化减到最低程度。
實際上，既然西方的這些少數人的目標已經表露無遺，中國也就應當能够找到有效的應對措施。
從眼前來說，中國要預防的是這些勢力可能制造的各種各樣的危機。如何理性和有效地處理可能的危機，是中國作爲一個大國崛起的標志。在種種外在力量制造危機中舉辦一個高水平的奧運會，更顯中國的崛起。
當然，這並不是說，中國可以自以爲是。中國應當聽取國際善言。從危機中尋找機會，不僅從各方面改進和提高奧運水平，而且也促進國家文明的提升。
從長遠來看，西方少數人爲中國制造的那麽多的麻煩對中國來說具有正面的意義。在這次中國和西方道德價值上的衝突上，也有很多西方人士包括政治人物開始自覺到西方這種道德優越的虛僞性，並不認爲可以隨意把自己的價值觀强加給中國。隨著中國和西方的相關性越來越大，他們開始認真努力來理解中國。
而對中國來說，至少可以使很多人認識到國家崛起的困難性。更重要的是，這一系列的危機讓人思考中國應當崛起成爲一個什麽樣的國家。
既然中國是全球社會的一部分，那麽中國的國家建設就應當被放置在全球環境內。
文章最後說，中國要走自己的路，要把自己的包括民族制度的國家制度建設好，但中國不能閉門造車，國家制度建設必須考慮到全球背景。一個既基于中國本身社會又符合國際大趨勢的國家制度才是中國真正崛起的基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