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西方的問題，筆者之前曾有評論，在西藏問題上，西方知識界具有互相交織的多重情結，其中包括：西方知識界長期的批判主義、自由主義和理想主義傳統；西方主流價值觀的居高臨下；現代化高度發達的西方對原始文明的熱衷和近乎宗教般的狂熱；在意識形態上與中國仍存在巨大的差異。
如果說西藏問題只是西方知識界和民間在對華認知上的一個側面，那麼西方面對中國崛起的彷徨，則是這次風波的更深背景。七年前北京獲得零八奧運主辦權時，中國崛起的事實在全球尚未清晰化；過去七年北京奧運申辦的七年，恰好就是中國崛起由朦朧走向清晰，而且也是對全球構成重大心理挑戰的七年。
文章表示，另一方面，對中國而言，需要解決的問題更多。中國歷史缺乏理性主義和批判主義傳統，更缺乏民主、自由和人道主義的洗禮；因此伴隨經濟迅速崛起現實的，是民眾心靈世界的荒蕪和未開墾。過去七年，是中國迅速和崛起發展的七年，也是中國國內自信膨脹的七年，更是中國和西方關係日漸錯綜複雜的七年。
零八奧運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折射出雙方在預設立場和期待值方面完全不同的指標。七年前，當西方世界認同中國獲得零八年奧運會主辦權時，其對中國的內心期待是：中國在未來七年裡能發生政治、經濟和社會的重大演變，以至於符合奧運的普世價值。但對中國來說，舉辦奧運從來就不是西方意義上的政治演變的契機，而是向全世界展示中國經濟高速發展、國力迅速崛起的重要機會。
中西方對北京奧運的不同期待
與此同時，東西方文化的和發展階段的差異，也導致雙方在思維方式上存在巨大差距，對中國來說—借用中國官媒的語言—全國人民上下一心辦奧運，目的就是與全世界人民一起高高興興地慶祝這一全世界的體育盛事；再加上中國剛剛進入崛起期，因此有意將北京奧運辦成“歷史上最好的奧運會”，由此折射崛起期的膨脹情緒。但西方世界的衡量標準卻非如此，而是中國是否會如二十年前的韓國，通過奧運走上西方意義上的自由民主之路；再加上西方面臨中國迅速崛起，本來就正經歷一個極其艱難的心理調適期，因此各種情緒和反應就更難以理清。
過去七年，雙方雖有內在分歧，但均在遮遮掩掩的過程中走了過來；現在，奧運舉辦在即，從西方的眼光看，中國毫無政治演化的跡象和意願，因此對華自然失去耐心；而從中國的眼光看，西方完全不領中國人民的盛情和好意，竭盡挑剔之能事，因此自然倍感委屈，繼而對西方產生極度憤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