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4月19日電／自三二二大選過後第二天起，媒體就展開新“內閣”人事大猜謎。在確定江丙坤掌海基會、劉兆玄接“閣揆”之後，就開始出現各種“反彈”的聲音。最先以“鳥盡弓藏”為藉口，最近又出現“外省人”掌權的耳語，或多或少已為新“內閣”的人事布局平添變數。台灣中國時報今日刊登社論說，日前詹啟賢宣布返回民間任醫職之後，若干耳語似乎又找到了切入的空間。島內有一些議論也見縫插針，開始對還不確定的人事布局大加撻伐。我們對這些有心人士的操作感到很不以為然，也呼籲國民黨核心以平常心安排“閣員”人事，千萬不要自亂陣腳。
國民黨留不住詹啟賢這樣的優秀人才，絕對需要嚴肅面對並檢討，但最該檢討的是背後那種為搶位子而吃相難看的權鬥文化，而不是被動不動就祭出的省籍煙幕彈所擾亂。畢竟以特殊身分背景做政治安排的考量，並不是不可以，但先決條件必須是某個族群或團體因為長期、制度性地被政治權力所遺忘，因而對該族群團體產生系統性的扭曲，才有做此主張的立論基礎。例如，有些女性主義者主張“內閣”或“國會”中必須有一定比例的女性成員，乃是肇因於大部分人類歷史被男性主導的客觀事實。在數千年帝王將相皆為男性的歷史文化影響下，幾乎所有的社會“價值”都被男性所定義，更依此做成根深蒂固的潛在主導性政策，久而久之會對女性發展形成系統性的不利影響。正因為如此，若干學者乃主張保障一定比例的女性政治成員。他們認為，唯有如此，才可能從根改變系統性的偏差，達成真正的社會正義。同樣地，早年的國民黨政權以“萬年國會”的方式系統性地排除台籍菁英參政，造成本省籍人士政治權力的制度性失衡，也是不能接受的偏差。
一般而言，任何試圖推銷在“國會”或“內閣”中應有特定族群比例的說法，都必須要能提出堅強的論述佐證。如果沒有論述基礎就濫行要求在政治權力分配中若干族群的比例，那就極有可能是為特定政治人物或勢力“綁標”，意圖以抽象的議題為藉口，掩護某些人取得權力。我們不能確定目前放話者是否有私心；然觀諸國民黨政治人物以往鬥爭的輝煌歷史，任何人恐怕都難以排除其可能性。
社論指出，以今日台灣的族群情況來看，恐怕沒有任何一個族群有立場要求其政治權力的比例。如前所述，群體除非在現況之下已然遭受到制度性、系統性的扭曲，否則根本沒有理由要求政治結構的族群組成。特別是在民進黨執政八年之後，所謂特定族群有受到系統性排斥與打壓的說法，應該已經成為過去。在民進黨執政時期，並未見有什麼“外省人閣員”比例要如何如何的論述，正是因為這種要求並不合理。為什麼政黨再輪替之後，竟又出現“本省人內閣”組成比例的呼籲呢？這樣沒完沒了地訴諸族群，難道真是為了族群融和？如果沒有立論基礎而強做要求，那可不叫做權利維護，根本就是算計權力了。
算算日子，國民黨政權從中國大陸移轉至台灣，已經整整六十年了。在過去六十年間，所有在台灣出生的人，都是不折不扣的“第一代台灣人”，而不是什麼“第二代外省人”；那些要求“閣員”省籍比例的論述，必須先要有此體認。當他們將部分土生土長的台灣人視為非我族類時，本身就蘊藏著不平衡的偏見；這樣根深蒂固、隱而不宣的成見，其實正是台灣族群問題始終難解的原因之一。
社論認為，台灣人民現在最希望的，就是拚好經濟、搶回國際的競爭力；誰能夠帶領人民達成這些目標，誰就是好的“閣揆閣員“。換言之，誰擺在那個位置上適不適合，考量的是他專業、見識與條件，至於這些“閣員”一百年前的祖先住在哪裡，對絕大多數人民而言，真的並不重要。有些人說，某個位置人事的省籍安排要注意“外界的觀感”；我們認為也許某些觀感是否合乎族群融和的理念，反而是更需要檢討的。如果政黨二次輪替後，還要陷入省籍考量的無窮無盡爭議，那麼台灣的族群融和恐怕還有漫長的路要走。至於那些在檯面前釋放各種煙幕，幕後卻在算計權位、搶食資源者之流，就更等而下之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