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上展開“道德高地”戰
說到參與過的這些電視臺和電臺的節目，鄭若麟說，實際上這些爭論是一場場“道德高地”之爭。對于法國媒體來說，事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在道德上壓倒中國，這一點令人震驚！在他參加的電視辯論中，辯論對手都是層次非常高的人物，如現任部長或前部長、國會議員、參議員、著名政論家、漢學家、記者和作家等，而觀眾大多都是法國上層或知識界人士。
鄭先生說：“爭論往往是從事實開始，但由于在這些事上是我們掌握著事實真相，因此對方很快就會轉向對中國的道德批判。在4月5日與法國人權國務秘書拉瑪·雅德和國民議會議員、2002年法國總統候選人之一的諾埃爾?馬梅爾的辯論就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馬梅爾幾乎一上來就攻擊中國是一個‘獨裁國家’。但同樣，他們沒有料到的是，要談民主嗎，我也可以談。正好當時法國剛剛進行了地方選舉。我當即指出法國地方領導人是沒有任期限制的。結果地方“獨裁”現象非常嚴重，有的人甚至可以做40年的地方長官，最終完全控制了地方的全部機構。而中國在地方領導人任期上已經做了改革，兩任限制實際上已經在民主上領先于法國和許多西方民主國家。”他用事實告訴他們，中國已經進入民主國家的行列。
法國《解放報》的總編和記者無疆界組織秘書長梅納爾曾多次信口開河，說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監獄”，但卻沒有任何事實根據或數字統計能夠支持這種說法。在一次法國電視四臺的辯論中，鄭若麟告訴主持人，根據美國自己發表的報告，世界上最大的監獄實際上是美國。在另外一次電視五臺的辯論中，當法國的一位名記者批判中國是一個“皮諾切特治下的智利”時，鄭若麟當即批駁他“對中國的看法依然停留在中國改革開放30年之前”。正是由于西方媒體多年來對中國的片面報道，絕大多數法國人只知道中國在經濟上的發展，但對中國30年來在政治和社會領域取得的歷史性進步所知甚少。在那次辯論中，鄭若麟著重介紹了中國今年開始實施的新勞動法，這對很多法國人來說是一個震撼，在道德上給了帶有偏見的法國人沉重的“反擊”。20多年了，法國對退休體制的改革沒拿出一個可行的方案，而中國在許多體制上的改革恰恰反襯了法國體制中的惰性。
中法兩國人民不再沉默
回顧中方人士參與電視論戰的“戰果”時，鄭若麟說，我們首先成功地向法國人傳遞了事實真相。在與法國國民議會議員、“西藏問題委員會”主席呂卡的一次辯論中，他向法國觀眾出示了一本由法國著名地理學家巴爾特?布蘭于1829年出版的地理書，裏面白紙黑字地寫明“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他說，法國總統薩科齊在4月24日的電視講話中也明確說“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如果說在‘3?14’事件前有的法國人對西藏的認識還模糊的話，現在他們從自己的總統那裏聽到了正確的答案”。其次，對中國的“道德批判”越來越遭到法國人的質疑和反感。鄭先生告訴《環球時報》記者，據他的了解，每次參加電視辯論後，參與節目的中方人士都會收到很多法國人表示支持的電子郵件和來電。
在鄭若麟4月17日的博客文章中，有這樣一段敘述：做完法國有線電視四臺的“晨間新聞”節目，回到家後，與法國記者的“唇槍舌劍”還在我耳邊回響。我的郵箱就收到了一封署名雅克·貝拉格的網友來信。這封信讓我感到溫暖，信中說：“我想告訴你，若麟先生，‘晨間新聞’的記者以及大多數法國媒體的看法並不是大多數法國人的意見。法國人對有人把奧運會挾持為‘人質’感到非常驚愕！現在有法國人貶低你們的人民，我認為這是有組織的，而且醞釀已久。但請你相信，大多數法國人並不支持這種行為。相反，我們祝願北京奧運成功。這個世界並不十全十美，但我們拒絕由一小撮所謂的巴黎‘知識分子’來代替我們的思考。”
來自天津的唐女士在法國學習和生活多年，現正在巴黎的一家法國公司工作。她告訴《環球時報》記者，她已經有3次在法國電視節目中看到鄭若麟先生在“盡其所能”地和法國同行進行對話。她認為這位中國記者表現得“很冷靜”，他告訴那些不了解中國國情的法國觀眾怎麼看待發生在中國以及中法之間的事情。她說：“看過鄭先生節目的法國人，都能夠接受他的表達方式，這也許是他經常上節目的一個原因。”
唐女士還談了自己的感受。她說，感覺“藏獨”分子在境外一直在“主動地”宣傳自己，為自己造勢，“一直在滾自己的雪球”。為把它滾得越來越大，他們有專門的人來做某些事，從奧運火炬在巴黎傳遞當天的情況來看，他們很有組織，也很有準備。她說，她本人雖然沒有機會到法國電視臺做節目，但她會在私下裏和法國朋友交流，而且很多在法國的華人華僑都是這樣做的。她認為，中國現在需要主動地去和外界交流，過去中國人在西方人眼裏“比較沉默”，而觀念的交流是需要時間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