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5月7日電／幾年前我陪一位同學參觀加州理工學院的校園，意外地遇到其大禮堂正在舉辦科普活動。兩位著名天體物理學家——劍橋大學的霍金和加州理工學院的索恩先後登台演講。他們談到在1975年兩人曾打賭天鵝座X-1是否含有黑洞，賭注是輸家為贏家訂閱雜誌。霍金打賭它不是黑洞。在1990年有較充分證據表明它是黑洞之後，霍金認輸，為索恩訂閱了一年美國色情雜誌《閣樓》，據說讓索恩太太大怒。
中國青年報報道，這次打賭顯得很低級趣味，但是打賭其實是科研傳統的一部分，一直可以追溯到現代科學草創之時。1600年，德國天文學家開普勒去為丹麥天文學家第谷工作，分派到的活兒是根據第谷的天文觀察數據確定火星的運行軌道。開普勒跟第谷的弟子隆哥蒙塔努斯打賭說用8天的時間就可以完工。我們不知道賭注是多少，我們知道的是開普勒輸了：他花了5年的時間才找到了答案。
在此基礎上，開普勒歸納出了行星繞太陽運行的三條基本規律。但是開普勒三定律只是對行星公轉現象的描述，它的背後是否隱藏著什麽奧妙？1684年，英國著名建築師雷恩獲悉牛津大學的哈雷和胡克都在研究這個問題後，打賭誰能在兩個月內從萬有引力定律推導出開普勒三定律，誰就可獲得一本價值40先令的書。為此哈雷到劍橋大學拜訪牛頓，想從牛頓那里討點招數，卻意外地發現牛頓早已解決了這個問題，但是沒有公開發表。在哈雷的勸說下，牛頓將其研究成果寫成專著，並由哈雷出資出版——這就是偉大的《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只不過該書出版時已是1687年，已過了雷恩的懸賞期限。
在18世紀和19世紀，也都能找到著名科學家相互打賭的例子。但是，這個傳統在20世紀被發揚光大了。20世紀幾項重大物理學發現都伴隨著打賭，甚至一項研究還不止一撥兒人在賭。例如，1956年，楊振寧和李政道預言在弱相互作用中宇稱不守恆，至少有3撥兒人為此打賭，其中包括大物理學家費曼，他以50美元比1美元打賭宇稱守恆。第二年費曼就認輸了：吳健雄等人用實驗證實了楊振寧和李政道的預言，楊、李也因此獲得當年的諾貝爾獎。
有人接受打賭是為了暫時堵住別人的嘴。1974年，美國物理學家施瓦茲聽說丁肇中發現了一種新的基本粒子，跑去找丁肇中求證。丁肇中矢口否認。將信將疑的施瓦茲跟他賭10美元。施瓦茲走後，丁肇中立即在實驗記錄本上寫下“我欠了施瓦茲10美元”。丁肇中的確發現了新粒子(即J粒子)，但是他想做仔細核查後再公開這個發現。兩個月後，丁肇中就給了施瓦茲10美元，因為他獲悉里克特領導的另一個研究小組已獨立發現了該粒子，不能不公開了。兩年後丁肇中與里克特分享諾貝爾獎。1988年，施瓦茲自己也得了諾貝爾獎，不過他一直後悔當初沒有把賭注增加到200美元。
生物學家的賭性絲毫也不遜於物理學家。有兩個科學打賭紀錄都是生物學家創下的。一個是參賭人數的紀錄。2000年冷泉港“基因組測序與生物學”會議上，與會者打賭人類基因組究竟含有多少個基因。少至25947個基因，多到312000個基因，都有人猜。當時只要交1美元就可參賭，2001年賭注增加到5美元，2002年又增加到20美元，因為隨著人類基因組計劃接近完工，猜中的可能性增大了。2003年打賭結束時，共有400多人參賭，總賭注達1140美元。2003年人類基因組測序完畢，結果出乎意料，人類基因的數目比所有打賭者猜的都少，可能只有21000多個。猜基因數少於3萬的三個人分享了總賭注。人類基因組計劃的發起人沃森(猜73210個基因)和主持人柯林斯(猜48011個基因)都參加了這次打賭，但都賭輸了。
另一個是賭注金額的紀錄。2001年1月，伊利諾大學芝加哥分校流行病學家奧爾散斯基和愛達荷大學動物學家奧斯塔德為人類的最長壽命打賭。奧斯塔德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聲稱在2000年出生的人會有人活到150歲(迄今為止的長壽紀錄是122歲)，奧爾散斯基見到採訪後，打電話和他打賭現在活著的人不會有人能活到大於130歲。賭注是嚇人的5億美元。結果要等到2150年1月1日才能揭曉。當然，到時候賭金只能給贏家的後人。兩人一時拿不出那麽多錢，各拿出150美元作為種子基金，他們相信這筆錢在150年後將會漲到5億美元。看來應該先去和他們打賭是否有一天美國的通貨膨脹率會和今天的津巴布韋一樣(達100500%)。
打賭是一種非理性的行為，本來與最講理性的科研格格不入。沒有人真的相信靠打賭能解決科學問題。那不過是為科研生活增加點趣味，為飯後增加點談資，或者是為了吸引媒體的關注而已。那點賭注也無傷大雅。像國內的科學妄想家那樣動輒賭上大筆錢財，甚至要和人賭命的，則聞所未聞，也讓人不忍心去應戰。當然，他們也早已偏執，不會認賭服輸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