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6月30日電／北京聯合大學台灣研究院台灣政治研究所副所長陳星在即將出版的七月號《中國評論》撰文指出，兩會協商成功所蘊含的理論開創意義和在兩岸關係制度性建構方面的影響，遠遠超出了兩個協議的範圍之外，必將對未來兩岸關係産生深遠的影響。
文章認爲，本次兩會協商的制度意義在於：
——在兩岸對某些議題已經有高度共識的前提下展開的。
——在兩岸互信的基礎上，雙方的協商模式已經出現了重大變化。
“對兩會來講，也許只是三天談判，是一小步，對兩岸關係，絕對是一大步。”就制度層面而言，這次兩會協商的成功其實爲兩岸關係的長遠良性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本次兩會協商的成功，是兩岸處理台海問題新思維模式的自然邏輯結果。兩會協商機制成功運轉也是這種新思維的重要制度性成果之一。
文章指出，在兩岸關係的發展過程中，處理台海問題的思維模式經歷了由對抗性思維向合作性思維的轉化過程。
兩岸關係進一步發生了根本性和結構性的變化。
兩岸關係新思維最主要的特點就是以民生議題爲中心，緩和兩岸局勢。擱置爭議，按照一定的次序，就雙方目前可以操作的、關涉到民衆福祉和利益的部分優先達成協議，加速兩岸經濟發展和經濟整合，從而創造出雙贏的兩岸關係新氣象。
兩岸當局對兩岸關係以民生爲中心發展方向的認同和默契是兩岸關係能够快速發展的重要原因。
以民衆福祉和民生議題爲起點的兩岸關係處理模式必然要求推動兩岸和解，而不是加强兩岸對抗。因此，建立兩岸互信就成爲處理兩岸關係的必然要求。
擱置爭議、共創雙贏是民生議題優先的兩岸關係新模式之要義。
在兩岸關係新的思維模式下，雙方的政治分歧雖然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但不影響更多的認同紐帶逐步加强。
文章最後指出，在兩岸關係快速發展的時刻依然有雜音存在。民進黨雖然已經丟失了政權，但是却沒有從對抗的兩岸關係模式中擺脫出來。
在和平發展成爲兩岸關係主題的今天，要想把兩岸關係再拉回到對立對抗的年代，顯然是枉費心機。現在民進黨所要考慮的，倒是在新形勢下，如何順應歷史潮流，調整思維模式，放弃“台獨”意識形態，實現“台獨”二次轉型以擴大支持基礎，這才是該黨的當務之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