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7月25日電／馬英九撤回了選舉期間因為兩陣營相互攻詰而提告的案件；陳水扁則於卸任後受法院傳喚出庭而遭人襲擊，決定再興訴訟。他是因公開指述拉法葉案弊端而吃上了誹謗官司。台灣中國時報今日刊載題為“推動誹謗除罪化，此其時矣”的社論指出，為了政治人物無止無休的唇槍舌劍，法院不知賠上多少司法資源，這其中最大的制度盲點，在於現行法制始終不能認清誹謗行為的本質是民事侵權行為，不該被認為是刑事犯罪。結果至今不能如其它國家一樣除罪化、回歸民事審理，讓台灣付出了鉅大的社會成本，這是在此要認真檢討的課題。
誹謗罪除罪化，數年前曾有識者鼓吹其事。一度挑戰誹謗罪刑事立法為違“憲”而聲請大法官解釋，大法官則不以之為違“憲”，所持的理由則是似是而非。大法官認為刑事制裁可以彌補民事賠償之所窮。這可謂是將刑事制裁視做報復的思維依舊揮之不去，大法官不但忽略了民事是賠償、刑事是懲罰的根本差異，而且忘記了刑事懲罰藏著“國家”公權力介入民事糾紛的隱患，卻並不能讓受害的當事人獲得真正的實質救濟。
社論說，即使大法官不以誹謗罪是違“憲”立法，也不代表誹謗不能或不該除罪。道理很簡單，誹謗是傷害個人名譽法益的行為，可由民事訴訟提供足夠的救濟，不需要，“國家”公權力用刑事訴訟的方式介入，徒增更多的怨懟難以化解。政治人物以誹謗罪名興訟，無日無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必欲對手身陷囹圄，社會受其牽引舞弄，難有寧時，已經不需要更多的證明。
最最不該動用刑事制裁追訴誹謗刑責的，恰恰就是最愛動用誹謗刑事訴訟的公眾領袖與政治人物。政治人物不管是行政首長、“國會”議員或是政黨領袖，其實都是權傾一時的實力人物。一方面他們的所言所行，都該比一般平民受到更多的公評，也就應該更有容忍的責任，另一方面他們動見觀瞻，遠比一般平民更容易藉由媒體舞台發聲自辯自衛，所能得到的防護效果有時更甚於曠日費時的法院判決。如果只是訴諸民事法院，要求金錢賠償，猶屬正當權利之行使；一旦動用刑事訴訟欲陷他人於牢獄之災，那就是另一種評價了。
以陳水扁為例，他當年因為誹謗罪吃了刑事官司，嘗到了“政治迫害”的滋味。可是當他上台執政，政府並未大力推動誹謗除罪化，在野者繼續被當政者用誹謗罪訴追；今天他又下野了，再度面臨誹謗罪的威脅，一旦成罪，恐怕又要指責法院政治迫害。社論指出，問題可能不在法院依法判決公不公正，而是在於法律制度為政治人物的恩怨情仇，提供了藉用手中權力，加施敵手牢獄威脅的機會；也提供了敗訴的政治人物指責當權者影響司法、挑戰司法獨立的溫床。如果只用民事訴訟解決，就不會有政治監獄迫害的指控，問題單純得多，社會也會安靜平和許多。
不要以為民事救濟的賠償有時難以濟事。賠償請求不足以平復傷害。還可以用媒體刊登判決書甚或是以和解道歉的方式解決問題。賠償法定金額過低，可以修法明訂提升其額度，明白規定容許請求懲罰性賠償也無不可。懲罰性賠償仍與刑事制裁不同。懲罰性賠償是由受害人取得，刑事罰金則是由“國庫”受付。試問，受害者為個人，“國家”拿走罰金，有什麼道理可言？
政黨輪替，不只一回了。社會進步了許多，可是政治人物利用誹謗刑事官司冤冤相報的場景與業障，始終揮之不去，“國家”訴訟資源事小，司法乃至政府公信力的損害事大。上台下台如走馬燈的政治人物，上台時告人或看人被告，下台時成為被告，上上下下，告來告去，將“國家”刑事執法公器演成了互相傷害的工具，社會受害還不夠深嗎？
社論表示，誹謗，到了還其本質為民事侵權行為，刑事上除罪化的時候了！撤回告訴的馬英九，要不要功德做到底，建議“法務部”與“立法院”，推動誹謗除罪化的善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