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兩岸開放政策正是暖身起動階段，相關研究、規劃作業，在行政系統是由“行政院”的“大陸工作會報”司其職，黨務系統則是“大陸工作指導小組”全權負責；而“政”、“黨”兩部門的大陸事務工作，馬英九不但都參與其中，而且是實際參與運作。“大陸工作會報”的主要政策研擬，是由“研考會”統籌。也就是說，馬英九實際上是參與、主導早期的兩岸政策的主要關健人，甚至被形容為草創者。一九九零年十月，在“行政院大陸工作會報”的基礎上，“陸委會”正式成立，由“行政院副院長”施啟揚兼任“陸委會”主委，“研考會”主委馬英九轉任實際主持工作的“陸委會”特任副主委。時任“行政院長”的郝柏村曾頒獎章給馬英九，表揚其在“大陸工作會報”執行秘書期間，規劃大陸政策功績卓著。
文章指，從當時的“行政院”高度重視大陸工作，指派“副院長”兼任“陸委會”主委，而身為“陸委會”的前身－－“大陸工作會報”的執行秘書的馬英九躬逢其盛，當然是親身感受到此一體制的權威性及決策力。因而在“五‧二零”後、百廢待興之際，很自然就把自己當年的經歷、經驗代入進去。尤其是在賴幸媛的任命遭到自己陣營內部強力反彈，而對岸也大為困惑之際，馬英九在“行政院”內成立“兩岸小組”的做法，實際上等於是恢復當年“大陸工作會報”之舉，而不值得大驚小怪，也不是刻意削弱“陸委會”的功能。
何況，按照體制，“陸委會”本來就是一個幕僚和協調機構。其一，按照“憲法”規定，“陸委會”所職掌業務屬於“國安”範疇，由“總統”親自掌握，並受“國安會”指揮。其二，“陸委會”與“外交部”、“經濟部”等“部”級單位相比，只是一個統籌協調機構，“行政院”內涉及大陸事務的各相關部會的負責人，都是“陸委會”的委員。為此，“陸委會”是幕僚機構及執行機構，而不是決策機構，決策權掌管在“總統”和“國安會”的手中，盡管“陸委會”主委也是“國安會”的成員。三、在行政層面上，正如前述，最早期“陸委會”的主委由“行政院副院長”施啟揚兼任，後來改由“政務委員”張京育出任。這除了是折射了當時的台灣當局較為重視大陸事務之外，也凸顯了“陸委會”身份難以“獨立”，必須受牽制於“行政院”的狀態。陳水扁上台後，似是不屑於國民黨執政時代的這套體制，才有“陸委會”的“強勢”，甚至還發生了作為下屬的“陸委會”主委蔡英文，公開反駁他的談話內容的怪事。而馬英九上台後，似是要把被陳水扁顛倒了的歷史再顛倒過來，因而在“行政院”內成立了“兩岸小組”，並不出奇。
但在賴幸媛上任後積極配合馬英九的“開放”、“鬆綁”政策，尤其是在極為希望賴幸媛發揮“踩煞車”作用的台聯黨和民進黨都“恨鐵不成鋼”地要炮轟她“下台”，將直接威脅到馬英九的“面子”之時，馬英九給予了“陸委會”和賴幸媛極力的支持。除了是親自探視“陸委會”並予以鼓勵打氣之外，還授權“陸委會”主導成立有“國安會”、海基會、“體委會”、中華台北奧委會和通訊傳播委員會參與的“北京奧運緊急應變小組”，並由“陸委會”主管文教工作的副主委張良任出任召集人，還由“應變小組”指派其成員、“陸委會”文化處長陳會英親到北京奧運比賽現場作第一線指揮，可見馬英九並沒有弱化“陸委會”的功能。實際上，在陳水扁時代，此類業務是直接由“國安會”負責，並是由“國安會”秘書長邱義仁召集“陸委會”主委等幾個人“策劃於密室”，“陸委會”本身並不具有實質應對和決策權力。就此而言，“陸委會”的功能不但沒有被弱化，相反還有獲得“國安會”下放部份職權的跡像。
當然，即使是有“行政院”成立“兩岸小組”這麼一回事，從另一角度看，也並非等於是“陸委會”的功能被弱化，而毋寧說是馬英九比過去更重視大陸政策。這極有可能是馬英九上台後，遭遇到並未能預料到的因受制於國際大環境，及陳水扁留下的“爛攤子”積重難返，他的“馬上就好”承諾難以兌現，民意支持度如同跳水般直落。為了自救，在短期內難以指望國際大環境好轉的情況下，就只有寄望進一步開放大陸政策來“打救”了。因此，馬英九才有“北京奧運後兩岸將很熱鬧”之說，也才有馬英九出訪過境美國的“低調到不行”，避免刺激美國和中國大陸之舉。既然馬英九如此對兩岸政策寄予了如此的重視，也既然未來兩岸談判會進入較複雜的高階層次，那在“行政院”內成立“兩岸小組”，提高大陸政策的決策層級，也就是順理成章。就此而言，可以窺見馬英九今後必將會全力推動大陸政策的“開放”、“鬆綁”，改變過去要“踏煞車”的構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