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6日上午，昆明市金碧便民服務中心的勞動就業窗口內空無一人，前來辦事的群衆排起了長隊。等待了一個多小時後，群衆直接向省行政問責辦公室投訴。從問責權限看，這不歸省問責辦管，但問責辦的同志還是趕到現場協調解決，尊重了群衆的熱情和信任。
雲南省規定了應予行政問責的十種情形，相應的解釋又將這些司空見慣的現象具體化為可操作性強的44條，如“辦事拖拉、推諉扯皮”就細化為“公開承諾的事項不兌現”等5種情形，確保問責依法進行。
推行行政問責後，“大法不犯，違紀不幹，不作為、亂作為不斷”的現象有制度管了。
其實，相對於雷厲風行的行政問責，群衆更為關心“春風化雨”式的身邊事、日常事。雲南省將行政問責制和“服務承諾制”等三項制度“捆綁”實施，用行政問責推動其他三項制度。
雲南省24個省直部門分兩批在媒體上公開亮相，向社會承諾服務的內容、程序、標准等；群衆在行政機關找到的第一個人，即使不是自己分內的事，也要主動幫著聯系、解釋；對辦理的事項列出時限要求，限時辦結。這三項制度，分別對服務質量不高、態度不好和效率低下的行政頑症開出藥方，解決的都是群衆最為常見和頭痛的問題。
停職、辭職、辭退……
在四項制度實施過程中，昆明市一馬當先，他們提出：“最嚴格的限時辦結制、最嚴肅的服務承諾制和最嚴厲的問責制。”
昆明市便民中心戶政窗口的工作人員，因在接待辦事群衆時態度粗暴，和前來辦理戶口的群衆發生激烈爭吵，而被當地媒體曝光。這名工作人員被停職，成為雲南省因輿論監督被問責的第一人。
在安寧齊天化肥有限公司致使6人死亡、28人受傷的硫化氫洩漏事故中，負有領導責任的安寧市副市長、市公安局局長作書面檢查，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局副局長被責令辭職。
雲南省民政廳做出了自然災害後第一時間到達現場的承諾；因為上班時間上網聊天，雲南省高校畢業生就業服務中心的幾名工作人員被辭退，教育廳召開機關大會提出整改措施……
在地州各市縣，四項制度正不斷引向深入，圍繞該制度做文章，各有各的“高招”。
昆明市尋甸縣衛生局，制定了標志及報銷公示制、服務承諾制、村級監督制、責任追究制等制度，進一步加大對村級定點醫療機構的監管力度；楚雄州大姚縣以全面建設便民中心為載體，事項“一站式一條龍服務”，明確提出了“縣內有重點、州內有特點、省內有亮點”的實施四項制度總體目標，投資100多萬元的便民服務中心已於7月底投入使用；怒江州在實施服務承諾階段的工作中，逐步將四項制度實施工作向企、事業單位推進，包括州地震局、旅游局、煙草專賣局(公司)、無綫電管理處、電信怒江分公司等在內的多家企、事業單位，均出台了貫徹落實四項制度工作的新舉措。
學者給予高度評價
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院長薛剛淩教授對雲南省推行問責制給予高度肯定，認為行政問責對促進服務性政府的轉型、促進政府與民意的互動很有意義，“雲南省的做法值得推廣”。但她同時提醒，有些問題的產生來自制度本身。如果能通過事故結果倒查責任鏈條，并完善相關制度設計，問責就更有意義。
也有的學者認為，隨著中國行政體制變革的推進，現代意義上的官員問責制度正逐步建立起來，做官的風險越來越大。但一些地方雷聲大，雨點小，只出台問責制度，不見落實：只見樓梯響，不見人下來；有的地方僅僅在民憤大的公共突發事件搞“火綫問責”，在日常工作中，多見的是“太平官”、“和事佬”。
真正的制度性問責，應貫穿於政府管理全過程，貫穿於平日和非常時期。官員問責走向常態化，意味著問責不因時因地因人而異，對黨政官員的一切行為和後果都必須而且能够追究責任。規範官員行為，保證權力依法合理行使，必須建立系統完善的問責體系。
在“官員問責”制下，不是只有貪污受賄的官員才會受處罰，那些沒有盡到相應義務的瀆職人員，那些權力行使不當沒有真正為民所用的官員，都應受到責任追究。有權必有責，權責對等。小權力，小責任，小擔當；大權力，大責任，大擔當。
還有的學者認為，雲南、四川等一些地方推行的官員問責制主要是由當地黨委、政府推動的，主要是自上而下的行為，是一種“上問下”的同體問責，即政府部門內部，上級對下級的問責。而需要明確的是，政府是為人民服務的，問責的真正主體應是人民。
從邏輯上講，政府官員經過人大授權才擁有公共權力，其責任的對象應是人民。如果問責制僅僅是上級追究下級的責任，那麼在上級需要承擔連帶責任的情況下，就難保問責結果的公正性。因此，廣泛開辟渠道，把問責權利歸屬於人民，讓人民監督政府，問責才能有力量、有效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