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8月26日電／澳門新華澳報今天發表富權的文章說，在剛落幕的第二十九屆奧林匹克運動會（北京奧運）中，中國體育代表團獲得了五十一枚金牌、二十一枚銀牌、二十八枚銅牌的輝煌勝利。不但是金牌破半百，獎牌總數達百枚，而且所獲金牌數還是歷屆奧運參賽團隊獲金牌最高的數字。這除了是中國體育代表團擁有“主場優勢”之外，也與中國體育領域的“舉國體制”，及運動員、教練員的刻苦訓練等個人因素密切相關。
文章說，但是，在同屬“一個中國”領域中的其他兩支參賽隊伍－－中國香港代表團和中華台北代表團，則幾乎可說是鍛羽而歸。其中中華台北代表團只是獲得四面銅牌，失金又丟銀；而曾經有過奪金歷史的中國香港，則更是抱“蛋”飲恨。這兩支隊伍的退步，與中國體育代表團的大豐收，形成了強烈的反差。
中國體育代表團獲得輝煌戰績，當然是值得慶賀。但是，若以“一花獨放不是春”的觀點來看，似乎北京的體育領域工作，仍有進一步改善的空間，就是應設法幫助香港、台灣提高體育水平尤其是參加國際性大賽的奪牌能力，爭取做到“萬紫千紅春滿園”。
實際上，在理論上，香港已經回歸祖國，受到中央人民政府的直接管轄。盡管實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針，中央人民政府不干預香港特區屬於高度自治範疇的事務，但畢竟國際比賽帶有一定的外交性質。－－“體育外交”就是貫徹國家外交政策的其中一種方式，故中國香港代表團在國際大賽中的表現如何，多少也影響到中國政府“體育外交”的績效。實際上，“中國香港”就是以“中國”為冠名，明確了它是屬於中國的一部份。在此前提下，作為“父親”的中國體育代表團掛滿獎牌，而作為“兒子”的中國香港則是空手而歸，就形成了“父富兒貧”的強烈反差，多少也使“父親”的成績受到牽扯。
因此，中央政府有必要象推出“內地與香港特區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協議”及內地居民“個人遊”香港等措施，協助香港特區恢復經濟那樣，也採取必要的措施，幫助香港特區提高體育水平，尤其是提高在國際比賽中的奪牌能力，盡力做到“父富子不貧”，以“父子”均是“奪牌大戶”（香港人口較少，故“大戶”的標準只能以人口比例計算），使到國際體育界在更為信服中國的煇煌體育成績的同時，也更為認同“一國兩制”的優越性。
誠然，在過去，中央政府已在扶助香港體育事業發展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如配合香港特區政府的吸收體育專才政策，向香港輸送了一批有奪牌潛力的運動員。但這仍不足夠，因從種種跡看來，這些有潛質的運動員到了各方面條件相對較好的香港之後，技術提高幅度竟然不大。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缺乏能力較強的教練員。因此，內地也宜根據香港的需要，向香港輸出一批素質較強的教練員。
在台灣方面，盡管目前兩岸尚未統一，台灣與大陸的關係不若香港與內地的關係那樣，存在著明確的地方與中央關係的特徵，但出於推動兩岸關係發展，支持承認“一個中國”、“九二共識”的國民黨政權發展體育事業，並將之作為遏制“文化台獨”的其中一種有力武器的需要，尤其是在國際體壇面前展現中華民族大家庭攜手併進的場景，北京也宜大力支持台灣體育事業的發展，透過適當的辦法，向台灣輸出有潛質的運動員及教練員。
其實，來自大陸的運動員和教練員能令台灣體育水平有所提高，已有前例。其中，曾獲漢城奧運會乒乓球女子單打冠軍的陳靜，因個人原因而脫隊。在到了台灣發展之後，雖然個人的戰績未能突破自己，但在帶動台灣乒乓球運動水平的提高，卻效果顯著。而在今次北京奧運中，原本“技術很爛”的台灣女子舉重運動員陳葦綾、盧映錡分別能奪得銅牌，就是得益於來自大陸的教練員張嘉民的悉心指導。曾任中國女子舉重隊教練的張嘉民，到台灣執教是個人行為，但也從中折射了台灣運動員要提高成績，需要大陸在提供教練技術方面予以協助。
就此，這使我們想到了一個問題，在日後海峽兩會協商深入進行之後，大陸海協與台灣海基會是否也可就兩岸文化、科技、體育、教育等領域的互惠合作，進行協商並簽署協議。其中在體育方面，大陸派出優秀的教練員，協助台灣運動員提高技術。其形式可以多種多樣，既可是個人應聘，也可是政府派遣。另外，還宜讓台灣的運動員到大陸相應項目的集訓中心受訓，或體育院校深造，並進行兩地體育領域的學術交流，介紹大陸運動員的培訓經驗。透過一系列的幫助，促使台灣運動員技術水平有所提高，在四年後的倫敦奧運中，兩岸還加上香港（倘澳門的“入奧”問題獲解決，還加上澳門）的運動員攜手爭金奪銀，展示出中華民族的體育大花園是“萬紫千紅春滿園”，這才是真正的光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