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9月9日電／聯合報今天發表社論指出，今天是九九紅衫運動二周年。運動領袖施明德想請見馬英九，面交聯合國反貪腐公約，並反映社會反貪腐的期待；府方因顧慮會被誤認影響扁案司法程序，拒絕所請。
該報《黑白集》昨天指出，馬英九拒見施明德，或許是因眼裡只看到“陳水扁”，卻看不到“反貪腐”的普世價值或天經地義。因此，只知計較是否會惹上現實政治的譏讒，而不願於此際在自己的鍋裡沾上施明德的紅衫色彩。
社論嘗試談兩個角度：一是紅衫運動的本質，一是馬英九的思維。
先談紅衫運動。貼近來看，這是一場“反扁”的運動，因為陳水扁是貪腐的主角；但若抽離來看，這卻是台灣社會追求“真民主”與“真法治”的歷史機遇。經過此次運動，在台灣政治中，不再有“陳水扁‘總統’”這個角色；但這場運動卻是在警示未來任何的“總統”及主政者：你們皆不可貪腐，司法亦不可背叛人民！
不要把紅衫運動只看成現實的藍綠鬥爭；紅衫運動的價值不在“反扁”，而是以一場公民運動，反映了民眾對於真民主、真法治的追求，這是民主政治的天經地義與普世價值。陳水扁這類事件，若發生在韓國，就近似全斗煥或盧泰愚；若在秘魯，就近似藤森；若在菲律賓，就近似馬可仕；若在日本，就近似田中角榮；若在美國，就近似尼克森。如果沉陷在現實政治中，人們只會注意陳水扁、盧泰愚、馬可仕這類的名字；但若從大歷史的觀點來看，這些案例皆是民主法治面對貪腐主政者的大考驗。現在，台灣所面對的也是民主法治的大考驗，陳水扁只是歷史進程中所提供的題材而已。
因此，跳脫出“反扁”的狹窄思維，始能體會紅衫運動在台灣民主大歷史上的價值。現在必須證實的是：台灣的民主法治，有能力懲治貪腐的“總統”；只是碰巧陳水扁成為目前的個案。這不只是一場“反扁”運動，更是一場民主法治的升級升階運動。
接著談馬英九的思維。馬英九對紅衫運動自始就採若即若離的態度。例如，一開始就面對示威活動是否可以跨夜舉行的問題；馬英九起初的表現，被認為是只注意法律的禁制規定，卻不能闡發法律的保障規定。當時，馬英九表現得太過保護自己的市長角色，也太過拘泥於法律的負面規範；而未能發揮法律保障集會言論之精神，也未能正確回應民意。當時的輿論就認為，馬英九像一個“法匠”，而不像政治領袖。
馬英九的這類思維模式，幾乎出現在他所有的重大政治動作中。例如，在莊國榮案中，他似只想表現自己的人格光彩，卻渾然不知民間對是非價值及正義觀點的認知；再如，在陳水扁“國務費”案中，他也只想維持他的角色“分寸”，起初不解密，也似完全不知民間對正義的期待。這類事例皆顯示，社會對正義有期待，但馬英九卻只願在法律的最低限度上提供支援，甚至有時將自己的角色形象置在高於社會正義的地位；否則，怎麼會依法有跨夜集會的空間卻起初不予認可，又依法原來有解密的空間而起初不回應（最後以註銷找到下台階）？
現在，馬英九拒絕與施明德見面似乎也是出自此類思維。馬英九的“愛惜羽毛”可以肯定；但若矜持謹慎到展現不出大氣魄、大格局的地步，那恐怕就是身為政治領袖的缺陷。以馬英九拒見施明德而言，倘若避忌流於“影響司法”的譏評，只要事先言明不談陳水扁的個案即可；如今馬英九因陳水扁而拒見施明德，卻亦因拒見施明德，而形同拒絕了那一段反貪腐公民運動的社會共同記憶。
在政治現實中，紅衫事件當然有“反扁”的訴求；但在台灣民主法治的大歷史中，紅衫事件自有超越“反扁”的深遠意義。馬英九、陳水扁、施明德雖皆是這個運動中的角色，但民眾應當擺脫跳開這些角色的囿限，讓台灣留下一篇人民自動自發反抗貪腐的民主史詩。
馬英九的心中若存有“只見反貪／不見陳水扁”的大歷史觀點，他就能正確面對扁案，也可心無罣礙地會見施明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