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時期羅致政的戰略
台灣出現這樣一個“戰國時期”，在羅致政主導下的台灣社又能有什麼戰略進行操作呢？我想套一句毛澤東的話：“要在與美國‘兩個中國’政策鬥爭中，堅持和發展‘一個中國’原則”。這句話把它轉化成“要在‘兩個總統’的司法鬥爭中，堅持和發展群眾運動的原則”，所以羅致政在830遊行結束前做出：“830是台灣新公民運動開始”的宣示，其實就是要重新運用“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的開始，這些跟毛澤東極為類似的戰鬥策略，所不同的只是毛是從農村開始，台灣社卻是選擇從“都市革命”做為起點。
那麼台灣是否已經有了“都市革命”的條件了呢？當然有。祇要看到“總統府”前的凱達格蘭大道已經變成台灣群眾運動的起點和終點，就知道台灣的“都市革命”已經不遠。
事實上，台灣的凱達格蘭大道原先是一個遊行的禁區，2004年連戰敗選之後，首度把這裡當成是抗爭的“聖地”。可惜的是連戰缺乏運動群眾的經驗，所以長時間的抗爭把凱道當成是群眾運動的終點，結果變成是一種消耗自己群眾動能的無意義抗爭，反而讓阿扁可以在“總統府”內好整以暇，從容的破解連戰的“亂局”。
2006年施明德掀起的“紅衫軍”，一樣把那裡當成抗爭終點，並選擇在那裡“埋鍋造飯”，再次讓阿扁有機會展示他破解“亂局”的機會。阿扁的手法只有兩招，一招是在“紅衫軍”中潛入一些忠實的軍情人員，藉機攪亂群眾運動的決策機制；另一招就是在群眾中潛入一些忠實的支持者，讓他們表現得比原有反扁的群眾更激進，以激發人民的惡感。可以看出“紅衫軍”最後一役在台北車站前忠孝東路上想要夜宿的群眾，十之八九都是阿扁派遣的人員，“紅衫軍”連這一點都不察，他們不潰散才怪。
有了過去失敗的例子，台灣社這一群出自綠營的知識分子，當然知道不能把凱達格蘭大道當成“都市革命”的終點，不能在那裡“埋鍋造飯”，所以830當天說晚上七點結束，雖然當時群眾情緒仍然高昂不想散去，但羅致政毅然在時間一到就宣佈解散群眾。這是把凱道當成“都市革命”起點的作法，跟連宋、紅衫軍的作法完全不一樣。畢竟“都市革命”和“農村革命”的屬性不同，農村革命有廣大的空間可以建立遊擊區，但都市革命卻不能擾亂一般民眾的生活，所以該終止就終止，這可是都市革命可以運行不墜的法門。
所以，運用“都市革命”所化身的“新公民運動”，適時對“九劉政府”施壓，讓馬英九在“戰國時代”一再顯現出他的無能。如此，2012年阿扁若不死，阿扁和羅致政的搭配就可以成局；如果阿扁真的“死在亂石堆上”，還有蔡英文和羅致政可以二則一的選項。最後，2016年再由羅致政親自出馬，這樣的戰略佈局不只是一種想像，還可能成為綠營在戰略操作中逐步成型的“大棋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