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英國對待“共產黨在中國的勝利”所執之與美國“公開的敵視”有別的“現實主義”或曰“機會主義”的外交立場，為香港問題的“彈性”處理提供了“政治空間”。由於英國在中國內戰中基本上保持了“不幹涉”的“中立”，沒有像美國那樣 “深深陷入中國事務的泥潭”，“失去與中國共產黨改善關係的機會”；由於英國“最關心的是保護在華利益和香港的地位”，“英國在華有超過三億英鎊價值的貿易利益，因此英國絕對不願意失去中國市場。”因此，英國也絕對不願意失去香港這一苦心經營了一百年的“遠東最大和最重要的殖民地”。所以，英國在1949 年“共產黨在中國的勝利”已經明朗化的情況下，沒有跟“中國人民的頭號敵人”美國亦步亦趨，採取“自斷其路”的“拒不承認”和“經濟封鎖”的極端政策，而是“保持一個立足點……原地不動，以尋求和中共建立不可避免的事實上的關係”。包括“政治承認”和“經濟往來”。他們認為：“拒不承認一個有效地控制了中國大部分地區的政府，不僅在‘法律上是講不通的’，而且還會‘對西方在華利益的保護造成嚴重的實際困難’。”他們認為：“美國人所傾向的用經濟制裁達到政治目的的企圖”是很難實現的，雖然新中國“需要援助，也不會屈服於西方的經濟壓力”。而且，“英國企業占外國在華企業的多數。……若實行經濟制裁，勢必遭到共產黨的報復，並勢必使這些企業遭受沉重的損失。”尤為重要的是，英國還有一個必須“挽留”的“借來的時間”與“借來的空間”——香港。“因為它在華的投資不僅比美國多得多，而且香港的經濟地位也仰仗和中國大陸的積極的轉口貿易。”“在制約英國對華貿易政策的諸因素中，保持香港及與之毗鄰的新界的原有商業地位的願望，不能不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因為香港和新界的生存，有賴於與中國大陸的持續不斷的貿易。”最後，他們得出結論說：“英國在華和香港的利益要求盡早承認中國的共產黨政府”；英國在華和香港的利益要求“必須無條件而且不惜任何代價地與在很大程度上尚很陌生的中國進行貿易。”
正是因為英國首先意識到必須向新中國“示好”，與新中國建立“正常”的政治與經濟聯繫，使新中國對外開放，而不是相反，然後才有可能在“不損害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和尊嚴”的前提下與新中國“坐下來討論”如何處理英國在華的特殊利益——香港問題。“英國人希望香港免遭共產黨控制，方法是強調香港在對華貿易中的重要地位，並表示願意就香港的政治前途問題與共產黨進行討論。”因此，英國從“現實主義”或曰“機會主義”的外交立場而非意識形態出發，成為西方資本主義世界中第一個與中國共產黨的新政權發生“事實上的政治與經濟關係”並正式承認新中國的資本主義大國。在這個過程中，英國為了避免“剌激中國”，還主動擱置了已經設計完成的讓香港逐步走向“地方自治”的所謂“楊慕琦計劃”。“如果香港走向獨立式的自治，反而會刺激中國，提早收回。”“英國人搞外交富有現實主義精神，也頗為老練圓滑。……如果英國欲得到中國許諾，香港地位暫時不變，楊慕琦計劃反而變成絆腳石，英國的策略是通過外交渠道行事，而不是兵戎相見。 1949年10月，英國下議院宣布楊慕琦計劃壽終正寢。”這樣，中英兩國“靈活”地處理香港問題的合作契機就凸現出來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正是鑒於英國從“在華和香港的利益”出發對新中國“示好”之“現實主義”或曰“機會主義”的態度，認為可以“利用”香港問題“拉住”英國，從而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陣營對新中國的戰略包圍圈中打開一個缺口，因此才有“暫時維持現狀不變”之戰略決策以“長期打算、充分利用”。
以上事實說明，中國共產黨人在新中國成立前夕作出“暫時維持現狀不變”以“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戰略決策，主要是出於政治而非軍事上的考慮。毛澤東講：“至於香港，英國人沒有多少軍事力量，我們要占是可以的。”
海外曾經有一種聲音——新中國之所以“容忍英國人在香港、容忍資本主義在香港”，是因為“ 沒有接管這一地區的實際能力”，“以戰爭的地理位置和一般的數學邏輯來推算，人民解放軍可能……需要打一場血流成河及耗費時日的戰鬥才可以占領香港，而不是一場代價輕微的‘閃電戰’”，“他們要攻占香港，將付出一百萬人傷亡的代價”——純屬臆測。
1951年春，當時的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黃作梅到北京請示工作，周恩來曾經向他全面而系統地闡釋了“中央‘特殊’處理香港問題的‘思路’”。周恩來講：“我們對香港的政策是東西方鬥爭全局的戰略部署的一部分。不收回香港，維持其資本主義英國占領不變，是不能用狹隘的領土主權原則來衡量的，來作決定的。……在長期的全球戰略上講，不是軟弱，不是妥協，而是一種更積極主動的進攻和鬥爭。1949年建國後，英國很快承認我們，那是一種半承認，我們也收下了。艾德禮政府主要是為了保全在香港的利益，保存大英帝國在遠東的殖民地。香港是大英帝國在遠東政治經濟勢力範圍的象征。在這個範圍內，美國和英國存在著矛盾和鬥爭。因此，在對華政策上也有極大的分歧和矛盾。美國要蠶食英國在遠東的政治經濟勢力範圍，英國要力保大英帝國的餘輝。那麼，保住香港，維持對中國的外交關係是英國在遠東的戰略要招。所以，可以這樣說，我們把香港留在英國人手上比收回來好、也比落入美國人的手上好。香港留在英國人手上，我們反而主動。我們抓住了英國一條辮子，我們就拉住了英國，使它不能也不敢對美國的對華政策和遠東戰略部署跟得太緊，靠得太攏。這樣我們就可以擴大和利用英美在對華政策上的矛盾。在這個情況下，香港對我們大有好處，大有用處。我們可以最大限度地開展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綫工作，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人，支持我們的反美鬥爭，支持我們的國內經濟建設。在這種情況下，香港是我們通往東南亞、亞非拉和西方世界的窗口。它將是我們的了望台、氣象台和橋頭堡。它將是我們突破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對我國實行封鎖禁運的前沿陣地。近兩年的發展證明，我們在解放全國時留下個香港是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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