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體性事件頻發的2008
如果 把時間的鏡頭調轉到整個2008年，比“隴南事件”更暴力的群體性事件遠不只一起。
6月28日下午，一些人因對貴州省甕安縣公安局針對該縣一名女學生死因開列的鑒定結果不滿，聚集到縣政府和縣公安局。在縣政府有關負責人接待過程中，一些群衆衝擊縣公安局、縣政府和縣委大樓。隨後，少數群衆趁機打砸辦公室，並點火焚燒多間辦公室和一些車輛。
甕安之所以發生暴動，是信息不透明所致。當地少女李樹芬溺水死亡，在長達六天的時間裡，由於死者家屬懷疑李樹芬被奸殺而連續上訪上訴，但警方沒有及時公布信息，致使謠言四起，激化矛盾，升級為暴亂。
之後，很多地方政府紛紛將“甕安事件”作為政府處理群體性事件的一個反思樣本，力爭從中吸取教訓，但這卻未能阻止更多悲劇的發生。從7月到10月，接連發生了雲南孟連縣膠農事件等多起群體性事件。
與民爭利是“罪魁禍首”
這些群體性事件一經媒體披露，迅速在網上引起廣泛討論。“地方政府與民奪利”被中國網民認為是“罪魁禍首”。“部分地方政府片面維護企業與自身利益，漠視農民的權利要求與利益訴求，將損害群衆利益當做增加企業與政府利益的前提。”中國一位資深評論員魏文彪說。《聯合早報》評論說，一些地方政府片面強調經濟發展，忽略了應有的服務職能。比如在公共事業範圍內，修路要過路費，建校要集資費，拆遷要勞務費，對治下百姓敲膏吸髓，刮地三尺，所作所為有的甚至比黑幫有過之而無不及。
在2008年的“全國土地執法百日行動”中，中國查出“以租代征”、開發區擅自設區擴區、未批先用三類違規違法案件3萬多件，涉及土地330多萬畝。鳳凰衛視時事評論員邱震海建議說，政府應該早日退出市場資源的配置，主要管宏觀經濟，制定遊戲規則，這樣才能降低政府的尋租空間。在邱震海主持的《震海聽風錄》節目中，經濟學家吳敬璉表示，改革開放三十年來面臨的最大的問題是，權力和經濟結合得非常緊密。清華大學社會學教授孫立平說，中國歷經十多年的經濟騰飛，如今社會貧富差距越拉越大。
2008年究竟發生了多少群體性事件，官方尚未公布最新的數據。不過三年前的一組數據已經說明問題的嚴重性。根據2005年的《社會藍皮書》披露，從1993年到2003年間，中國群體性事件數量已由1萬起增加到6萬起，參與人數也由約73萬增加到約307萬。“群體性事件發生的根本性原因在於個人無法找到協商機制和利益維護機制”，中國人民大學毛壽龍教授這樣說道。
不過，縱觀今年以來發生的一連串群體性事件，應該說政府已經在試圖建立這樣的協商機制。以重慶罷運事件為例。事件發生3天後，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邀請重慶出租車司機和市民代表進行交流、座談，聽取了出租車行業的訴求和市民代表的意見。薄熙來與重慶“的哥”及市民代表的這次座談還在當地電視台、電台和新聞網站進行全程直播。
重慶市公安局副局長高曉東認為，應對群體事件需要新思維，關鍵是建立暢通的利益訴求渠道、有效的談判協商機制，在平等、法制的軌道內解決利益衝突；要把應急能力的建設更多地轉化為日常管理能力的加強，比如提升出租車行業協會的地位，促使其健康發育，發揮行業自律作用，使從業人員追求自身利益的行為合法化、有序化。
在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上，如何預防和處理群體性事件寫進了執政黨的文件。
“連續幾次的群體性事件，政府都是把人放在第一位解決問題。政府開始意識到，公共利益就是大衆的利益，哪怕是少數出租車司機的利益，它也會把他們作為一個整體的公共利益來對待。”胡百精認為，一個社會最健康的狀態就是能够把個體的困境轉化為公共問題，大家一起投入智慧和精力進行協商，畢竟社會對抗的成本遠遠大於社會協商的成本，而最不健康的狀態是局部出現問題後，局部去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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