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12月24日電／特偵組決定再抗告，試就羈押與否之斟酌贅數言。
台灣聯合報今天社論說，陳水扁可謂是台灣司法史上串證滅證之犯行最惡劣的被告，例如：一、命馬永成等捏造“南線專案”；二、又命馬永成等偽造“犒賞清冊”；三、再令陳鎮慧等偽簽領據將“國務費”現金搬進官邸；四、交付二百五十萬元支票給張瑋津，而張瑋津則精心布局，引特偵組檢察官入彀；五、如今又傳，曾力薦曾勁元入特偵組；六、贈送合照給吳文忠檢察官，“請吳大哥留作紀念”；七、代同案被告僱請律師，使吳景茂、陳鎮慧等感受威脅；八、利用律師傳話，欲教唆余政憲絕食；九、放話譏刺余政憲“兩天就招供”，欲摧毀余政憲的人格形象；十、動員群眾，製造“反扁”即是“反台灣”、“反台獨”的氛圍，對同案被告及證人形成壓力……。陳水扁身為“總統”及卸任“總統”，竟然做出這類串證、偽證及恐嚇被告、證人、檢察官的惡劣犯行，且迄今對罪案關鍵情節無一認罪，反而是滿嘴謊言，幾無一句實話；但周占春的合議庭卻認為，這些皆是“偵查期間”的事情，陳水扁已無串證滅證“之虞”，逕予無保開釋。
貪汙罪的證據，往往不同於一般刑案。在凶殺案中，只憑指甲中一片皮屑的“微物證據”，即可定罪；但在貪汙罪中，即使找到了錢，卻未必能夠定罪，有時必須在共犯的供述中得到支撐。
社論指出，在台開案中，發現耐斯企業給了趙玉柱四千萬元，雙方供稱那是“借貸”，而檢察官許永欽亦認定是“借貸”；但周占春的合議庭卻逕指並非“借貸”，而是“贈與”，亦即暗指其有“對價關係”；若對“贈與”再深究一步，那就是“賄款”了。當時，周占春的合議庭在判決書上甚至暗指許永欽吃案，並表達了“不告不理”的遺憾。然而，對許永欽檢察官而言，雖然查到了四千萬元，但這筆錢究竟是“借貸／贈與／賄賂贓款”，卻仍須獲得共犯供述的支撐。周占春的合議庭可以僅憑“心證”，即逕指該筆款項是“贈與”，這卻是受“證據主義”拘限的檢察官許永欽所辦不到的。可見，在認定證據時，檢察官的“實證”與法官的“心證”，顯為“武器不對等”；這也是檢察官與法官對“羈押”常有不同見解的原因。
然而，如今到了扁案的羈押裁定庭，周占春之心證邏輯卻與他在台開案中的表現判若兩人。例如，檢察官認為，“吳大哥請留作紀念”的照片是為恐嚇，但周占春卻認為只是“語意曖昧，作用不明”而已；這樣的心證邏輯，若亦用在台開案中，周占春豈有可能將“借貸”指為“贈與”？
社論指出，在扁案中，周占春亦可能面臨類似情境。南港展場案，特偵組只起訴了吳淑珍，卻未及陳水扁，主要是因共犯之供述未提陳水扁；但是，這卻未必是該案的“真相”。周占春是否會如在台開案中將“借貸”認定為“贈與”一般，亦對陳水扁之涉及南港案提出“不告不理”的質疑？平情而論，倘若沒有扁珍串證的嫌疑，南港案難道扯不進陳水扁？而周占春迄今卻仍迫令特偵組指明可能串證的對象；難道不知道，自己將扁珍致靚再度送作堆，就是最大的串證滅證風險？周占春明知故問，這是無知？還是無理？
周占春接到扁案的起訴書時，其心情反應，或許有兩種可能。一種可能是：見相關案情已相當鞏固，即何妨故示開明，將陳水扁無保釋放。但是，周占春亦不可不知，此時的偵辦成果，卻是先押了十餘人以防止串證所達成；而後來能夠將一干在押被告全數保釋，亦是因已羈押陳水扁所致。但周占春居然質疑特偵組，何不羈押吳淑珍？這樣的心態非僅倨傲，且是無理至極。吳淑珍能押嗎？而羈押陳水扁又難道像開釋他那麼容易嗎？另一種可能則是：周占春的合議庭已經產生與特偵組相當不同的心證，所以釋放了陳水扁。例如，特偵組認為是“貪汙贓款”，周占春則視為“政治獻金”；特偵組視為“利用職務藉龍潭購地貪汙”，但周占春則視為是“關心民瘼拚經濟的德政”。反正，檢察官的“實證”不易撐持，周占春的“心證”則是隨時可以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否則，周占春如何說得出“可認張瑋津公開照片‘應非’陳水扁所指示”等語？
其實，我們並不希望高院對特偵組的再抗告“自為裁定”，我們想看到周占春的合議庭，如何向社會就他們的“心證”再次作一交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