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選擇2020年為時間標點
精裝成册的《亞洲戰略報告》和《中非戰略報告》封面分別採用了代表太平洋的深藍色和象徵非洲陽光的金黃色。《亞洲戰略報告》指出了“亞洲非西方發展模式正在逐步形成”等趨勢，並具體提出了中國在東北亞、東南亞、南亞、西亞和中亞各次區域的戰略，有中、英、日三種版本。《中非戰略報告》則從成就和不足兩方面評價了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並提出了未來5－10年中非關係中的可能變數與應對策略，有中英文兩個版本。
兩個報告的字數均為一萬字以下，遠遠短於國際智庫動輒幾十頁的篇幅和國內社科院發布的學術類報告。陳東曉強調說，這是為了突出“專題性”－－－“與國內社科院的綠皮書、白皮書不同的是，我們的報告專題性更強，篇幅也相對精悍得多。”
而之所以選擇亞洲和非洲作為首次發布的外交戰略關注地，也是有著深意的。
首先是外交政策研究的區域化趨勢。“過去我們的外交政策強調國別和雙邊，現在的重點則轉向了區域。比如中日關係不僅是中日關係，更是亞洲地區一體化中的中日關係”，陳東曉說。
選擇亞洲和非洲是因為兩個地區在中國外交中的特殊地位。“進入新世紀以來，亞洲的地區外交可以說是中國外交最成功、最活躍的一塊，成就很大，但中國政府目前有對非洲政策和拉美政策白皮書，對於中國周邊的亞洲，還沒有一個整體的亞洲政策。我們看到了這個空當，希望能够拋磚引玉，”陳說。
“而2006年11月中非論壇北京峰會之後，國際社會開始重新審視中國與非洲的關係，這是個將在以後影響全球外交格局的變化，2008年又是一個承上啓下的重要節點，而我們對於下一步如何推進中非關係做的不多，因此希望這個報告為籌備2009年的埃及會議提供參考”。
兩份報告的“時間標點”均是落在2020年前後，這與國際智庫通常選擇的2030年、2050年也有差異。陳東曉對本刊記者解釋說，這體現了中國智庫的“中國特色”。
“黨的十六大、十七大報告中都將2020年作為中國初步建成全面小康社會的時間標點。可以預計，到2020年，中國外交政策將趨於成熟，戰略取向更加定型。而未來的十一二年將是中國領導集體從第四代向第五代過渡的關鍵時期，也將是中國在外交上完成一系列戰略部署、擴大中國國際影響力的一個重要戰略機遇期，因此我們選擇了2020年。”
首次提出“非西方發展模式”和“建設性說服”
在兩份報告、特別是《亞洲戰略報告》中還首次提出了一些外交新概念，引起了廣泛關注。
《亞洲戰略報告》在總結亞洲發展趨勢時指出，“亞洲的‘非西方發展模式’正在逐步形成，但其可持續性仍是最大挑戰”，並隨後進一步解釋說，“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印度、阿聯酋和俄羅斯等經濟發展或轉型主要採取了‘非西方發展模式’並獲得初步成功，即發展中或轉型國家可以在維持符合其國情的政治體制下發展經濟並逐步趕超發達國家”。
陳東曉坦言，“非西方發展模式”提出後引起了“一些爭議和批評”。“有人認為，這個模式還不够成熟，但我們課題組專家中的絕大多數認為，亞洲新興大國已經培養出了一種與西方不同的道路，這個非西方的途徑是客觀存在的，因此我們還是提出了這個概念”。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南亞室主任、《亞洲戰略報告》課題組成員趙幹城對本刊記者進一步解釋說，“非西方發展模式”是受到“北京共識”的啓發提出來的，主要是為了表達一種不同於“華盛頓共識”所認同的西方發展模式，“我們暫且稱之為‘非西方發展模式’”。
“這種模式目前在亞洲主要體現在中國和印度。中國提供了一條在政治權力集中的條件下經濟快速發展的道路，這是過去國際政治經濟史中沒有的案例，具有創新意義。而與傳統的原始積累－－－工業化－－－後工業化的發展模式不同，印度則提供了一條跳過工業化時期，直接進入知識經濟和服務經濟為主的後工業化時代的道路，這也很有特色。”
在對2020年亞洲政策建議時，《亞洲戰略報告》說：“堅持‘不干涉內政’的原則，尋求‘建設性說服’的途徑，即在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基礎上，並在獲得聯合國或其他權威機構授權的情況下進行斡旋、調解、調停與維和。”
陳東曉認為，“建設性說服”是對傳統的“不干涉別國內部事務”的進一步發展，是一種“中間狀態”，是以更積極的態度推動地區事務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國際組織與國際法室執行主任、《亞洲戰略報告》課題組成員葉青介紹說，“建設性說服”是根據當前國際形勢發展的新特點，在堅持“不干涉內政”原則下，提出的一種積極介入、尋求解決問題的途徑。“我們建議運用經貿、文化、外交等‘非脅迫’杠杆，向相關政府進行‘建設性說服’和影響，一方面轉達國際社會的普遍關切，同時加強當地政府治理和控制局勢的制度和能力建設，為此，中國已經向非洲等地派出特使，可以預期，未來中國外交在處理地區熱點問題和維護地區穩定等問題上姿態會更積極，手段會更多，步驟會更大”，陳東曉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