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宏觀層面來看，美國的經濟政策只關注了其國內問題，忽視了美元作為國際貨幣應承擔的責任，最終釀成此次危機。2000年美國網絡經濟泡沫破裂，為刺激經濟，美聯儲13次降低聯邦基金利率，直至2003年6月至2004年6月的歷史最低點1%，並將如此低的利率水平保持了相當長時間。就財政政策而言，2001年之後，美國政府一方面進行大規模的減稅以刺激經濟增長，使原本已經過度依靠消費拉動的經濟結構進一步失衡；另一方面，阿富汗和伊拉克兩場戰爭導致美國政府開支及赤字不斷擴大。美國所實施的赤字財政政策和大規模減稅計劃，在刺激經濟增長的同時，也催生了房地產泡沫的形成和擴大。資產價格過高引發的“財富效應”，又進一步刺激了美國的過度消費，直至危機爆發。
從現行國際貨幣金融體系來看，近年來，負有維護全球金融安全和穩定職責的IMF將較多的精力放在了應對發展中國家和新型市場國家的金融風險上，對於具有更大影響的發達國家，特別是主要儲備貨幣發行國的經濟和金融穩定狀況關注不够，不僅未能發揮早期預警作用，而且在危機已經發生的情況下應對亦不够及時。
微觀和監管層面所暴露的問題更為突出
記者：除上述原因外，此次危機是否也同時暴露出微觀層面和監管層面存在的問題？
張健華：從微觀層面和監管角度來看，此次危機所暴露的問題更為突出。一是以美國大型投資銀行為代表的許多金融機構在公司治理和風險管理方面存在嚴重缺陷。這些機構漠視風險控制，追求短期利益，缺乏制衡機制，為危機的爆發埋下了隱患。例如，一些金融機構的董事會放任管理層追求短期利潤最大化而疏於對風險的適當評估和有效控制，甚至縱容欺詐性的資產承銷和經營行為，以追求市場份額、業務增長和高額獎金。這樣“紳士俱樂部”般的公司治理，無法阻止高管層在短期利益刺激下過度擴張有風險的業務。
二是創新過度導致金融風險擴大化。正常的金融創新有利於提高資金使用效率和分散金融風險，但過度的衍生加上缺乏有效監管，導致了金融機構風險與收益不匹配，風險不僅沒有分散掉，反而被放大許多。評級機構沒有真正承擔起金融市場“看門狗”的責任，不僅因利益關係產生一定的道德風險，其順周期的評級結果還與“盯市”的會計準則一起，共同助推了資產價格的螺旋式上升和泡沫的積聚，並加速了資產泡沫的破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