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30個藏文字母到40萬字博士論文
格勒原以為改變社會地位的方法只有當喇嘛。在母親的苦苦央求下，5歲的格勒被允許到領主的經堂裏打鼓祈禱，在那裏他可以跟誦經的喇嘛學習經文。“我的讀書是以全家無償勞動為代價換來的。”
“沒有紙和筆，只在墻上鑿個洞，陽光照進那個洞就開始上課。只能跟著唸經，但不知什么意思，念錯了要挨打。”半年下來，格勒學會了30個藏文字母。
1956年，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政府在當地辦了一所小學，格勒才有機會到學校裏學習藏文和漢語。“直到那時我才知道了什么是‘人類’、‘地球’，知道了‘天安門’。”他說。
格勒說，他從小學就沒交過學費，國家不僅包他吃，甚至還發衣服。到了中學，格勒連續三年獲得甲等助學金，不用交錢。
1964年，格勒初中畢業後考上了位於成都的西南民族大學中專班。四年後，他完成“藏語翻譯專業”學習，回到家鄉甘孜州工作。1978年，他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開始研究少數民族特別是藏族的社會和歷史。
1986年，格勒完成博士論文並在中山大學人類學系順利通過答辯，成為新中國培養的第一位人類學博士和第一位藏族博士。他在北京參與了中國第一個藏學研究中心的籌建。
“達賴的哥哥說不過我”
1988年至1989年，格勒先後被聘為美國印第安納大學和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客座教授。期間，他遇到了達賴的哥哥，在美國一所大學任教授的晉美土登·諾布，他們有一次激烈的爭論。
格勒說：“達賴的哥哥說藏漢之間水火不相容。我說，壞人和好人不是以民族劃分的，任何民族裏面都有好人有壞人，你怎麼能說一個民族全是壞人，一個民族全是好人？！他說不過我。”
“民主改革前我家是農奴，而他是活佛，極少數貴族、寺院佔了幾乎全部土地。農奴只能幹活、運輸、播種、秋收。而現在我是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學者，受美國科學院邀請來進行學術交流活動。”
“沒有民主改革，我怎麼可能跟他平起平坐，進行爭論呢？我很自信，很自豪。”格勒說。
現在，格勒每年都要深入藏區調研。“如何能夠把可持續發展的理論應用到西藏，使西藏在文化和環境上不受損失的前提下發展，建設一種美好的現代化，這是值得研究的課題。”他說。
2008年7月，格勒作為學者曾與達賴的私人代表座談，介紹了正在籌建的中國第一家國家級藏族文化博物館。
這座位於北京的博物館即將竣工，2000多件珍貴文物，將展現於公眾的面前。格勒透露，博物館展覽的主題是：“西藏——令人嚮往的地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