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在海峽兩會商談領域中，還有兩個早已成熟的議題，那就是“遣返劫機犯”及“遣返偷渡客”議題。實際上，這兩項議題是一九九四年“汪辜會談”的後續性事務性商談議題。經過七次事務性商談及三次“唐焦會談”，已取得了共識，並準備簽署協議。只不過是由於“陸委會”要將之與尚未取得共識的“兩岸漁事糾紛”議題捆綁在一起簽署，才功虧一簣。然而，即使是那個“兩岸漁事糾紛”議題，在承認“一中”原則及“九二共識”的馬英九上台執政，並已促成兩岸“直航”之後，所謂“司法管轄權”的問題應可予模糊化處理，也不是甚麼解決不了的問題。
文章表示，所謂“遣返偷渡客”議題，是《汪辜會談共同協議》中規定在一九九三年度協商的議題之一。其在《汪辜會談共同協議》中的表述，是“違反有關規定進入對方地區人員之遣返及相關問題”。經過一年多的協商，雙方在各有堅持、互有讓步之下，對於主動遣返、遣返費用及遣返之技術安排等原有分歧的內容，均已取得具體共識。而所謂“遣返劫機犯”議題，原本並不在《汪辜會談共同協議》之內，但因當時兩岸主要是大陸方面的劫機問題嚴重，才“插花”成了海峽兩會事務性商談議題。
馬英九就職後，曾強烈主張兩岸協商應是“在哪裡停止，就從哪裡開始”。按照這一主張，海峽兩會恢復協商後，應當確認十三年前已達成共識的這兩項議題，並在已形成文字的協議文本上簽署作實。不知為何，兩會恢復協商後，放棄了這兩類議題，倒是就十三年前認定在短期內幾乎不可能實現的兩岸直航、大陸居民赴台旅遊等議題，輕易獲得解決並達成協議。
文章指出，或許由於十三年來兩岸並未發生劫機事件，而偷渡客的遣返作業亦可依“金門協議”執行，故這兩類議題已不具迫切性。也或許，有關遣返劫機犯和遣返偷渡客問題，可被歸納進更為全面的兩岸共同打擊犯罪議題之內，因而不必將之列為單行議題。何況，兩岸共同打擊犯罪是“胡連會”提出的，這比“李登輝時代”的“遣返劫機犯”、“遣返偷渡客”等議題，更具鮮明的時代特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