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聚合村支書擔憂相似的是，很多專家學者擔心，金融危機導致就業機會減少，大量農民工找不到工作，又不願意返鄉，他們守在城市卻又無業，就可能帶來社會治安與秩序問題。
也就是說，金融危機導致就業減少，不僅可能帶來農村經濟社會方面的問題，而且可能帶來城市社會問題。
正因為如此，中國經濟學家計算，中國在2009年最低必須要保持8%的經濟增長率，不然中國的就業不足就可能帶來一場災難。也因此，國家一方面擴大投資，一方面鼓勵內需。甚至有意見說，現在愛國的最主要表現就是增加消費，多花錢。
記者：農民返鄉後，他們靠什麼生活?
賀雪峰：最近幾年，中國農村取消農業稅的改革和新農村建設的成果(尤其是農村基礎設施的普遍改善)，使返鄉農民發現，家鄉的生活也還不錯，較之前想象的落後其實不同。而按戶所有按人均分的土地制度，又使每一個回來的人都至少能够通過從土裡“抱食”來解決溫飽問題。有了土地，就有了安全感，有了歸屬，有了生存下去的最低底綫。
所以，事情可能并不如外界想象的那麼悲觀。要理解金融危機對就業的影響，我們還必須在中國城鄉二元結構的背景下討論金融危機影響農民工就業的機制，我們必須討論農民工返鄉的邏輯。
中國特殊的城鄉二元結構，包括中國特殊的土地制度，使中國具有與西方國家及其他任何國家都完全不同的應對危機的機制與能力。
記者：農民工的返鄉，對農村建設、內需拉動有什麼作用?
賀雪峰：有經濟學家說，中國只有通過拉動內需，保持8%以上的經濟增長率，才能達到最底綫的就業，從而保持社會穩定。顯然，這些經濟學家并不了解經濟增長與就業之間的中國特色的機制，更不理解農民工返鄉的邏輯，而是坐在家裡想當然。
與拉動內需保增長的結論相反，我們在農村調查看到及擔憂的是，若農民將多年外出務工經商賺的錢用於消費，而非生產性投資，則這些以青春為代價賺取收入的農民，在花光自己的積蓄以後，卻并無再獲得收入的能力，他們後面的人生日子將會極其難過，因為他們年齡大了，不再有外出務工賺錢的能力。刺激農民消費的意見是錯誤的。鼓動農民消費，說愛國主義就是消費的觀點，是荒唐的。
大部分青年農民工比較樂觀
記者：金融危機對農民工就業的影響究竟有多大?
賀雪峰：這正是我們一個有趣的發現，大部分青年農民工的情緒都比較樂觀。
我們訪問了20多位返鄉農民工，超過35歲的返鄉農民工，他們對春節後是否再外出務工，大都猶豫不定，因為他們對外出能否找到工作的信心不足。這些已婚的年齡偏大的村民，也往往是首先被工廠裁員的。相反，聚合村20歲左右的年輕的農民工，都確定無疑地計劃春節後即外出務工，他們相信可以找到工作，并且不難找到。
在工廠越來越依靠現代化生產綫生產的條件下，外出務工農民的90%以上都是普工。只有諸如電焊、烹飪等少數工種需要一定技術含量，是所謂技術工。
普工則從事簡單的勞動，是對耐心、體力和注意力的挑戰。年輕人，一般體力較好，注意力集中，動作快捷而敏銳，可以長時間地做一件事情。因此，現代的生產綫天然傾向要年輕力壯、精力旺盛的年輕人，工廠若要裁員，一定是先裁年齡偏大的勞動力。
金融危機雖然會導致工廠倒閉和裁員，卻只是影響了年紀偏大的外出務工農民工的就業，而年輕的農民工卻不大會被裁掉，及相對不擔心找不到新的工作，雖然加班會減少，及工資可能降低。
打工無前途 回鄉無意思
記者：這些返鄉農民工怎麼看待自己“打工”生活的前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