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1月28日電／法國《歐洲時報》發表文章說，1964年1月27日，中法兩國發表聯合公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法蘭西共和國政府一致決定建立外交關係。兩國政府為此商定在三個月內任命大使。”
文章指出，回顧45年前公諸於衆的這45個字，令人感慨萬千。在當時中國與蘇聯交惡、遭以美國為首之西方國家“圍堵”的情況下，與法國建交無疑是中國在外交上的一大勝利。這兩個東西方大國的建交，不僅從此改變了兩國的歷史進程，而且對20世紀中期以後的世界進程產生了難以估量的影響。而這一被稱為二20世紀外交史上的“核爆炸”，堪稱戴高樂英明果敢之“獨立”外交政策的成果。
中法建交，打破了美蘇對中國的封鎖，成為中國外交突破的新起點，對此，中國人不會忘記戴高樂這位法國偉人。當他1970年去世時，北京天安門廣場下半旗致哀，這是對外國領導人逝世表達的最高規格的哀悼，足見中國人民對這位偉人的敬重之情。
在20世紀60年代東西方冷戰的形勢下，法中建交在西方引起的震動從美國官方“憤怒、震驚”、日本“反應強烈、震動很大”即可見一斑。由此也不難想像戴高樂當年作出“與共產黨中國建交”的決定要承受國內、國際多大的壓力。在稍後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戴高樂向法國人解釋說：“法國應該直接傾聽中國的聲音，中國也同樣應該直接傾聽法國的聲音，兩國關係的建立將給兩國人民帶來福祉。”他還預言，儘管有些國家仍在猶豫，但將來會效仿法國的做法。法中建交之後兩國關係的長足發展以及後來美國與其它發達國家步法國後塵與中國建交，足以證明戴高樂的英明遠見。
文章說，戴高樂並不掩飾法國決定與中國建交有地緣政治的現實因素（“中國現在雖然還不強大，但將來肯定會是一個強大的國家，現在與中國建交比等它強大了之後要好”），但他更強調基於文化方面的考慮（中國是一種文明，一種“十分獨特、十分深厚的文明”），強調這是兩個文化大國的合作。
戴高樂在現當代國際政治中引入文化的概念也許並非偶然，很可能是出於對法國和歐洲歷史以及美蘇兩強稱霸世界的反思：在只認實力的20世紀，兩個超級大國以意識形態之爭劃分天下，使歷史相對悠久的歐洲列強淪為附庸，自認為曾對人類文明、尤其是世界近現代歷史作出重要貢獻的法國人難以接受這樣的現實。一再受到美英“盟友”欺壓的戴高樂痛定思痛，將文明引入國際政治視野，通過與中國這一“永恒的文明”建交，以文明的結盟去打破美蘇強加的兩極世界秩序和意識形態之爭，開多元時代之先河，不能不說是對現代國際政治的一大貢獻。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出於“文明外交”的考慮，戴高樂強調的是傾聽對方的聲音，而不是將自己的觀念或意識形態強加給對方。因此，互相尊重是中法兩國建交和發展合作關係的一個良好的基點。從戴高樂提醒法國人關注西方人試圖主宰中國以及中國百年來在屈辱中奮發自強的歷史，就能明白他為何如此理解中國維護主權和統一的決心，重視對方的核心利益。結合中方的立場來說，就是諸如台灣、西藏等有關中國主權和統一的核心利益不容他人干預，但中法之間交流觀點則不僅是正常的，而且很有必要，因為這有助於兩國關係的健康發展。
文章說，在法中建交時，法國總統確立的不干涉內政、互相傾聽意見的原則以及後來的相應政策，贏得了中方的信任。法方的不干預政策並未導致中國的閉關自守；法方在尊重對方的前提下坦誠對話的策略使雙邊關係得到發展，中國變得越來越開放，越來越自信。
法中關係的飛躍發展還得益於雙方著眼於長遠利益而堅持相對穩定的政策。在這方面，除了戴高樂之外，對中國很有興趣的德斯坦和酷愛中國文化的希拉克都做得比較成功。他們也許比大部分法國人都更深刻地意識到，法中之間的特殊友誼來之不易，要想維持和發展兩國的友好關係，必須堅持互相尊重和對話的原則，充分顧及對方核心利益與關切。
文章認為，法中建交以來的歷史表明，戴高樂強調的不同文明之間的對話、建立多元世界的國際政治原則，不僅使兩國關係獲得了驚人的進展，而且有助於當代世界的均衡發展，因此他的思想仍有積極的現實意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