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2月2日電／澳門《新華澳報》今天刊載評論員富權的文章說，蔡英文為了在“文弱書生”與“暴力小英”兩個極端形象之間取得平衡，當然更是為了打響她出任民進黨主席後的“選戰第一炮”－－今年底的縣市長選舉，力避黨和自己都陷入“滅頂之災”，決定將二零零九年定為民進黨的“社會運動年”。近日，她指示研擬修改《中央黨部組織規程》，以增設“社會運動部”，為長期街頭運動做準備，並訂定在馬英九就職一周年之前，於五月十九日展開馬英九政府施政後體驗，並不排除在五月一日國際勞動節當日舉行“失業者大會”。
倘蔡英文此議獲執行，就是民進黨再一次“折騰”中央黨部黨務工作單位。實際上，民進黨自成立以來，多次“折騰”中央黨部的黨務工作單位，上一次“折騰”是於前年七月，以“精簡機構”為由，將“中國事務部”合併進“國際事務部”。“中國事務部”是民進黨中央黨部一個極為重要而又極為敏感的一級黨務工作單位，專門負責有關中國大陸事務的推動、聯繫與協調事宜，有關中國事務信息之搜集與分析事宜，有關台灣安全及戰略研究事宜，長期為“新潮流系”所把持。但在工作開展過程中，卻顯得較為“開明”，曾延聘了台灣地區一群研究中國大陸事務及兩岸關係的學者任其顧問，其中包括了被視為“統派”的學者趙春山等人。
另外，民進黨“中國事務部”還出版了《中國事務》季刊，邀請大陸地區的著名台灣問題專家學者為其撰稿。由此，當時民進黨決定裁撤“中國事務部”並將之併入“國際事務部”，政治分析家都認為，其對內的“陰謀”，是要削弱“新潮流系”在中央黨部的影響力；而對外則是要貫徹陳水扁的“一邊一國論”，亦即是把中國大陸事務當作是“國際事務”，並配合陳水扁當局所進行的一係列“去中國化”活動，與“臺獨聯盟”創辦人蔡同榮提出的將“陸委會”歸並進“外交部”的主張，如出一轍。當然，也有“精簡機構”的考量。
文章說，現在民進黨經費極為匱缺，因此曾大幅壓縮中央黨部和地方黨部黨工，並對高級黨員進行減薪；連聯系黨中央與黨務專員情感與資訊交流的《民主學院》雙月刊，已在寅吃卯糧下停刊﹔黨中央下令各部門冷氣儘量不要開得太強，沒有媒體在場時記者室關燈以節約能源﹔中執委段宜康因應兩岸關係急遽升溫，在中執會提議回復設置“中國事務部”，也因黨中央經費不多、員額縮編，怎還增設部門為由遭到否決的情況下，卻再增加一個“社會運動部”，其職掌極有可能再與現存的“社會發展部”相近甚至是有部分重疊。顯然，蔡英文為了為年底的縣市長選戰“熱身”，為了挽救民進黨及避防自己因年底縣市長選舉狂輸而賠上自己的政治生命，也就顧不了那麼多，即使是民進黨已經窮得揭不開了鍋，也要疊床架屋，增設一個“社會運動部”了。
實際上，根據民進黨《中央黨部組織規程》規定，中央黨部設有一個“社會發展部”，而且排位頗前，在十二個黨務工作單位中排名第五，僅次於“秘書處”、“組織推廣部”、“文化宣傳部”、“國際事務部”，而前於“婦女發展部”、“青年發展部”、“族群事務部”、“財務委員會”、“政策委員會”、“民意調查中心”、“台灣民主學院”（即前“凱達格蘭學校”）。“社會發展部”的職掌是：一、企業、勞工、農民、環保等社會關係之開發與推展；二、社會運動團體之聯繫暨社會運動之支持或主辦；三、民間社團之聯繫，以及其他與拓展社會關係有關的事宜。其中第二項中的“社會運動之支持或主辦”，就顯然是與蔡英文計劃新設的“社會運動部”的職掌，完全重疊。
文章指出，“社會發展部”的前身就是“社會運動部”。由此看來，“社會運動部”是民進黨早年在野時適應其街頭運動的產物。在執政後為了適應形勢變化，而將之改為“社會發展部”，主司與扶輪社、獅子會、地方宗族等各個社會團體的經營、公關聯繫與合作，並安排各支持團體到“總統府”參觀訪問。
而現在民進黨重新淪為在野黨，恢復“社會運動部”、重走街頭路線，似是順理成章。但卻仍保留那個本是對應執政時進行“公關發展關係”的“社會發展部”，而且兩個黨務工作單位的部分職掌有所重疊，就有違蔡英文所強調的“精簡節流”方針了。
文章最後說：不過想想也是，民進黨重新淪為在野黨後，一大票政務官被馬英九“掃地出門”；而去年“立委”選舉敗選，又有一大群前“立委”淪為平民，中央黨部就是“收容”這些“失業者”的好去處。實際上，民進黨現任副秘書長陳其邁，政策委員會首席政務副執行長劉建忻，組織推廣部主任吳祥榮，文宣部主任鄭文燦，婦女發展部主任廖碧英，國際事務部主任林成蔚、副主任黃致達，族群事務部主任彭添富、副主任夷將‧拔路兒等，就是前朝政務官；而現任社會發展部主任沈發惠，黨主席特別助理蕭美琴，政策委員會執行長莊碩漢等，就是前“立委”。現在設多一個“社會運動部”，也可再安排多幾位“政治失業者”的就業出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