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是舉世無雙的。但是中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吸收和消化農民的速度則極慢。這並不是說中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沒有能力這樣做，而僅僅是因為人為的農民工制度之所為。
制度的方方面面都沒有考量到農民工，結果就導致了制度上的歧視。可以說，農民工制度不廢除，這個龐大社會群體的生產力就得不到解放。
生產力的提高不能依賴於廉價的勞動力，更不能依賴於對農民工的權利的被剝奪。否則很難解釋為什麼奴隸制和封建制在歷史上消失了。
近年來，政府推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政策，這表明了政府要解決三農問題的決心。但建設新農村絕對不是意味著要把農民工趕回去或者誘導他們回去。
三農問題的根本解決在於通過工業化和城市化減少農民。把已經從農業和農村中流利出來的農民工送返農村、歸依農業，是和發展生產力相對的。
有規劃地廢除農民工制度
農民工制度的存在對社會政治穩定更構成了嚴峻的制度性的威脅。這一點是很顯然的。上面提到的農民工制度不符合道德和生產力發展原則就已經對社會政治穩定構成了威脅。
還有兩個重要因素更會惡化這種威脅。
一是農民工的自我意識。因為長期生活在城市和城市人打交道，農民工知道城市居民所具有的權利，知道自己是如何被剝奪權利的，也就是說他們已經不再是往日不關心自己權利的農民。對制度的不公正使得他們經常會有巨大的動力想改變這種制度。
二是農民工所具有的高度流動性。中國有“無產者無恒心”的古訓。就是說，無產者是最具有革命和造反精神的。有產者首先就要有固定的社會空間。農民工無固定的社會空間，被太多的不確定因素所左右而流走於各地。就是說，他們既具有革命的動機，也具有革命的條件。
從這些方面來說，為什麼要廢除農民工制度也就很容易理解了。當然，要消化這樣一個龐大的社會群體當然不容易，解決農民工相關的問題也並非一時三刻能够做到。但當政者必須具有這樣的意識。
可以說，如果在農民工早期出現的時候，領導者就有長期的意在吸收消化農民工的思考，也不至於發展到今天的地步。有了意識，就會有計劃，有政策，就會有能力。
在金融危機的時刻，由農民工帶來的政治壓力是顯見的。要消化這樣的壓力，就不能以鞏固農民工制度的方式。這樣做，充其量把問題往後推延。具有遠見的唯一選擇就是從現在始要有意識地、有規劃地、一步一步地廢除農民工制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