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台北2月15日電／全球金融動盪及經濟衰退方興未艾，這是一場近七十年來規模最大的經濟巨變，因而在本質上它也是一次涉及“典範轉移”的結構重整；無論金融秩序、貿易秩序、政府對經濟的調控角色，以及全球化的進程，都將因此而面臨重組。今日的亂象，即是方向仍未明朗的重組前奏。
聯合報今天社論指出，迎面而來的貿易保護主義，即是一個不容低估的警訊。由於美國七八七○億美元振興方案裡一度出現“購買美國貨”條款，已在美國國內及國際間鬧得沸沸揚揚；此外則是歐洲已有多個國家出現“經濟民族主義”興起的跡象，特別在外勞問題上大肆炒作；而更值得注意的是，美國歐巴馬政府已多次反反覆覆的在人民幣匯價上做文章，儘管此舉究竟是反中國貨的序幕，抑或是逼迫中國將外匯存底奉獻出來進一步加碼購買美國國債的施壓手段，仍未明朗。但是，由各國具保護主義傾向的動作頻頻，至少已可看出，隨著各國經濟的更加惡化，更多的國際貿易摩擦衝突未嘗不可能發生。
今日所謂的“自由貿易”，其實是長期發展所致。戰後自一九五一年成立“關貿總協”到一九九五年改制為“世界貿易組織”，全球由於美歐日等主要國家的生產漸旺，國民所得不斷提高及接近完全就業，這種客觀條件的改變遂使得各國願意為愈來愈自由的貿易付出代價。由於美國在戰後的貿易秩序裡一直是“最後的購買者”，因而“自由貿易”的發展與秩序，始終與美國國內經濟形勢密切相關。在“關貿總協”時代，美國主要採配額制和自動設限制，而將剩餘的需求開放。及至“世貿組織”時代，由於美國的雙赤字不斷擴大，金融服務無限擴張，過度消費造成的過度需求持續增加，再加上美國貧富差距日益懸殊，為了滿足低收入者生活所需，更需要低價進口消費材；這些都是今日所謂“自由貿易”形成的條件。但由次貸風暴迄今，這個以債養債的“債務帝國”消費模式已告崩塌，非但“最後購買者”的角色無以為繼，依靠美國消費擴張而帶動出口擴張的其他國家，同樣也必須面對貿易機會大幅減少的挑戰。也就是說，過去貿易擴張的那個時代已逐漸成為過去；縱使景氣復甦，也不可能恢復到次貸風暴前的那個原樣。
因此，防衛性的“經濟民族主義”逐漸興起，並表現為各種形態的保護主義，遂成了勢所難免的走向。在國際貿易上，“保護主義”具有極大的修辭彈性，任何政治權力介入後所造成的競爭價格差異，嚴格而言，都可稱為“保護”；因此，無論企業紓困、補貼、貸款繳息優惠、外勞政策、限制招開國際標、匯率的干預，或出口退稅及租稅優惠，只要有心人肯做文章，無一不可扣上“保護主義”的帽子。而這些措施，目前沒有一國不在實施。這種亂局及其造成的摩擦，在往後一段時間裡，勢必成為國際貿易夥伴間必須探索的課題，其結論將是未來貿易新秩序的張本。不久前落幕的Ｇ廿峰會，在“聯合聲明”中，有鑑於此，即表明“二○○九年不希望有妨礙自由貿易的現象”。但這項聲明的目標已注定落空，或許今年四月倫敦的下一次Ｇ廿峰會才可能有進一步的澄清。
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的需求大擴張，如今已告暫停；這也意謂以出口導向為成長主要動力的新興經濟體，已必須面對形勢的改變而做出新的部署與調整。擴大內部的商品及服務需求，開發新的貿易市場，提升商品及服務的附加價值，特別是像歐洲一樣，提升中小企業水平等都是必要手段。貿易擴張時代的“量的革命”，已必須改變為緊縮時代“質的革命”。
社論最後提醒，貿易保護主義正在抬頭。我們不預估大規模的貿易戰會出現，但各類摩擦則難避免。各國為了自救，這也是必然的過程。在這樣的時際，以出口導向為經濟主幹的台灣，必須深切思慮如何因應此一新情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