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問題說明，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經濟學提供不了我們解決問題的答案。我們要知道，推動經濟增長的是生產，是供給，而不是需求；是供給創造需求，而不是需求創造供給。如果刺激需求就可以發展經濟，我們早就進入共產主義社會了！鄧小平1992年南巡講話並沒有告訴我們怎樣刺激需求，但是之後中國經濟有了新飛躍。為什麼？因為鄧小平擴大了個人選擇的自由，個人有了創業機會，可以經商做企業，經濟自然就開始增長。這個思想對我們今天仍然是可用的。所以，我們應該像奧地利主張的那樣，通過產權制度和激勵制度的改進刺激生產，而不是刺激需求，把儲蓄看成罪惡。這可能是最好的選擇。讓居民增加消費的唯一辦法就是收入增長，收入增長了，消費自然就會提高。
盡早盡快地釋放民間活力
我想提幾個具體的建議：
第一、進一步實現市場化的改革，解放生產力。只有市場化的改革，打破壟斷，全面放開市場准入，進一步減少行政審批，讓民營企業與國有企業、外資企業進行自由、平等的競爭，才有可能釋放中國經濟的活力，讓企業家對未來充滿信心。要刺激投資的話，主要應該刺激民營企業的投資，而不是國有企業的無效率投資。
第二、進一步實行金融體制改革，特別是匯率市場化改革。如果我們早幾年實行匯率改革的話，危機可能不會那麼嚴重。反過來說，如果不改，我們很難走出低谷。匯率的改革其實在1997年的時候就準備開始，但是亞洲金融危機使我們變得過分謹慎，認為外匯儲備拿在手裡就安全，不敢繼續前進，一拖就是十幾年。現在看來，過多的外匯儲備和過少的外匯儲備一樣有害。
第三、推進勞動力市場的改革。判斷一個政策的好壞，不是看它的目的高尚不高尚，而是看這個政策的效果。我們說一個政策不好，就是這個政策的效果與目標背道而馳。勞動合同法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新的勞動合同法的目的是保護勞動者的利益，但受損害最大的恰恰是普通工人和準備尋找工作的農民，因為它大大減少了就業機會。勞動合同法對經濟的傷害不僅僅是成本，也有對企業文化的傷害。現在，企業管人越來越難管了，又要變成過去“幹的不如看的，看的不如搗亂的”。 所以，我建議果斷停止執行新的勞動合同法中限制合同自由的條款，讓勞動合約更自由。
第四，國家財富向國民轉讓。經濟學是研究國民財富的（wealth of nation），而不是研究國家財富的（wealth of state）。我們國家，現在有太多的財富集中在政府手裡，而不是國民手裡。我想，可以利用這次危機推動國家財富向國民財富轉移。
首先，要考慮實行減稅，特別是增值稅，英國已經降到15%了，中國也要降。我不主張搞歧視性的優惠和優待，因為那樣只能導致腐敗和造假。要降就一起降，包括公司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減稅不是簡單的收入再分配問題，而是通過調動積極性增加國民財富總量的問題。稅率降低了，政府的總收入反到可能增加。
其次，應將國有企業股票一部分分給老百姓。陳志武、謝國忠等人曾提出過類似的建議，我完全同意。國有上市公司的股票，予以打包，拿出一部分分給老百姓，讓老百姓參與資本收入分配。現在中央控制的上市企業的資產價值是15萬億左右，政府持有70%—80%，如果我們拿出40%就是6萬億。我不是你一個雞蛋，而是給一個會下蛋的母雞。如果省級和市級政府也能把自己控制的企業的股份的一部分分給當地的居民，就有很大的財富效應，有助於增加消費。這樣做不會影響政府的控制權，因為政府仍然是最大的股東。這樣做也不會導致俄羅斯證券私有化導致的財富分配的不公平，因為分在手的股票是有市場價碼的，持有人很清楚，可以公平交易，不可能被少數人廉價收購。相反，我們可以利用國有股的分配縮小收入分配差距。如果根據收入水平來分配財富，最簡單的辦法就是，農村人給2份，城裡人給1份；富人給1份，窮人給2份。當然，具體的操作程序還要仔細研究，但我的意思是說，現在這個時候，應該拿出國家財富的一部分給老百姓。短期來講，這可以帶來財富效應，刺激消費。因為人們有了財產才敢消費；長期來講，可以降低國家和政府的經營壓力，可以大大縮小收入分配差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