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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5月，大學畢業20周年慶典時，作者和克強同學（左）在一起。 |
李克強是從安徽考上來的，與我同年。比我高半個頭，一米七六的樣子，身材非常勻稱，膚色較黑，濃眉大眼，鼻直口寬，頭髮有點卷，耳朵也很有福相，給人感覺是英氣逼人。話不多，但講起來很有分析力，非常精辟。
克強當時分在一組，和王志勇、王建平、叢培國等在一起。因此，我們之間平時接觸不是很多，說話也不是很多。他給我最深的印象就是學習異常用功。沒有課的時候，一早就離開宿舍，吃好早飯就去圖書館，除了出來吃中午飯和晚飯之外，一直要待到晚上閉館才離開。
由於我們這一代人的小學、中學都在“文化大革命”中度過的，沒有外語的基礎，所以克強入學時的英語也不好，但他非常勤奮，自己製作一個小本本，正面是一個英語單詞，反面是中文解釋，苦記硬背，看到英語單詞認識了，理解了，就翻過去；不認識或者還不太記得住，就看反面的中文解釋（《南方周末》去年發表的關於北大法律系77級的那篇文章，記者將這一點搞錯了，寫成：“正面是英語，反面也是英語”，這樣，就無法讓讀者理解當時我們背外語的方法和過程）。
克強學英語的刻苦勤奮，現在的年輕人是無法想象的，他走在路上也在背，上食堂吃飯排隊時也在背，外出坐公共汽車等車時也在背。正是由於他抓住了生活中點點滴滴的時間，拼命苦讀英語，因此，沒過多久，克強的英語水平就上去了，大三以後就開始翻譯英文原版的法律文獻了。
1980年5月17日，我的日記是這麼寫的：“克強同學真不簡單，他翻譯的《英國憲法資料》已被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錄用，共一萬多字。他另外翻譯的兩篇文章，也初步為我系雜誌《國外法學》看中。他寫的《信息控制與法學》的論文，已由系裡打印，送交《法學研究》。他與周振想同學合寫的報道《法律系學生五四科學討論會》也將被《光明日報》錄用”（當然，這些內容有的也是從其他同學那裡聽來的，沒有核實過）。
克強後來還和其他同學一起合作翻譯了幾部西方著名法學家的名著（如英國丹寧勛爵的《法律的正當程序》一書，就是由克強等三名同學翻譯的，該書於1999年由法律出版社出版）。
在我與克強同學的交往中，有兩件事印象比較深刻，至今依然非常清晰。
一件是我們兩人認識的過程。那是入學之後的事，在一次全班大會上，聽取系裡領導的講話。我一邊聽，一邊翻看手裡的同學花名册。我當時的學號是36號，跟在我後面的37號同學叫李克強。在這次大會之前我已經知道了他是從安徽考上來的，1955年出生，去農村插隊落戶，是個知識青年，入學之前是大隊黨支部書記，還獲得了全省學習《毛選》的先進個人的稱號。我想這個同學的經歷與我非常相似，我應該認識他，交流交流。此時，我看到坐在身邊的一位同學也在翻看同學名册，於是，我就問他：你是哪個小組？他說是一組的。我又問他：哪個是李克強？他說我就是。同時，他馬上反問：你是何勤華吧？我說是啊（大概是我們的學號連在一起，故他對我也比較注意）。就這樣，我們認識了。之後，有過幾次我們坐在一起聽學術報告的經歷。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我們聽一個外國專家的講座，專家講到一個名詞：canonlaw，講座中多次出現。我沒有聽出來，就問克強：什麼是canonlaw？他就告訴我：canonlaw就是教會法呀，我才反應過來。同時也對他的專業外語水平感到欽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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