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落實和保障西藏人民的民主權利，使廣大西藏各族群眾當家作了主人。《十七條協議》指出：“在中央人民政府統一領導之下，西藏人民有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權利”。從籌備到正式成立，西藏實行民族區域自治歷經了九年的曲折道路，1965年9月，西藏自治區終於正式成立。當年，西藏約92％的地方建立了以翻身農奴和奴隸為主的鄉人民政權。自治區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召開的時候，出席大會的301名代表中，包括藏族在內的少數民族代表占到80％以上，西藏上層愛國人士和宗教界人士占11％多。在民主改革的過程中，中央始終注意傾聽廣大藏族幹部群眾和愛國上層人士的聲音，設身處地為藏族同胞著想，使重大民主改革措施都經過充分醞釀，實施起來有著雄厚的社會基礎。事實證明，徹底推翻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統治，標誌著西藏人民真正享有了自主管理本地區事務和管理國家事務的權利，實現了向社會主義社會的歷史性跨越，為西藏今後的繁榮和進步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第四，正確貫徹執行了黨的民族宗教政策。我個人印象極為深刻的是，當時中央考慮到西藏在歷史發展、地理環境和自然條件方面的特殊性，派來的幹部和駐藏人民解放軍都十分尊重藏民族的生活習俗、文化傳統，嚴格地遵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比如，當部隊路過寺廟的時候，官兵們寧肯在野外搭帳篷受凍，也決不踏進寺廟半步。中央提出“六年不改”的方針後，西藏實行了緊縮機構、精簡人員，將一大批漢族幹部、職工調回內地，把精簡下來的藏族青年送到內地學習。對駐藏部隊也進行了全區性的縮編。由於在藏工作的幹部和人民解放軍帶著深厚的感情一心一意為藏族人民謀利益，堅定地保護藏族人民的正當權利，廣大僧俗群眾把漢族幹部和解放軍視為自己的同胞兄弟和人民的救星，上層愛國人士把他們視為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知心朋友。中國共產黨的影響很快傳播到西藏的各個角落，深入每個藏族人民的心中，最終贏得了西藏僧俗群眾和上層愛國人士的理解和信任，調動了他們的積極性，得到了他們有力的支持和配合，使得民主改革、平息叛亂和成立自治區在很短的時間內都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即使在動蕩不安的“文化大革命”那樣的歲月裡，西藏各族人民和全國各族人民一樣，也心向著黨、心向著祖國。
如果說上個世紀80年代以前西藏的社會進步突出表現在人民的政治權利得到實現的話，80年代之後則可以說西藏的經濟社會迎來了全面的、跨越式發展的時期。1980年，西藏和全國各地一樣，剛剛從“文化大革命”的創傷中恢復過來不久，中央就召開了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談會，進行撥亂反正，提出了“為建設一個團結、富裕、文明的新西藏而奮鬥”戰略目標。此後，中央根據西藏的實際情況和國家的經濟情況，加大對西藏的援助，制定了一系列優惠政策。時至今日，中央已經召開了四次西藏工作座談會，經歷了“一個轉折點”“兩個里程碑”，研究解決西藏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發展階段所面臨的問題，確定、調整、完善中央支持西藏發展的各項政策。在中央的親切關懷下，在全國人民的無私支援下，在西藏自治區黨委、政府的堅強領導下，西藏各族各界群眾團結奮鬥，頑強拼搏，使社會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已經初步形成了以優勢礦產業、建材業、旅遊業、民族手工業、藏醫藥等為支柱，包括電力、農畜產品、飲食品加工製造等在內的富有特色的現代工業體系。交通以公路為重點，航空、鐵路、管道運輸協調發展，形成了以拉薩為中心的四通八達的交通網。青藏鐵路的通車，結束了西藏沒有鐵路的歷史。西藏各族人民的生活切實得到了改善和提高。國家每年投入大量資金進行生態保護建設，獨特的高原正在實現可持續發展。
西藏經濟的蓬勃發展，同時為民族文化和各項社會事業的繁榮和振興提供了豐厚的物質條件。“文革”中被破壞的寺廟和文物古跡得到搶救，一些歷史性的重大文物，如布達拉宮、扎什倫布寺、大昭寺和薩迦寺等，國家投入巨資予以修繕和保護，並被列為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根據《民族區域自治法》等法律，西藏自治區人大制定了《西藏自治區學習、使用和發展藏語文的若干規定》，把學習、使用和發展藏民族語言文字工作納入了法制化軌道，藏語言在工作、教育、生活中得到廣泛的使用。西藏在歷史上第一次擁有了完備的、從幼兒園到中小學和大學的現代教育體系，在全國率先實現了城鄉免費義務教育。西藏的醫療衛生水平也實現巨大的跨越，人均期待壽命從和平解放時期的35.5歲增加到了目前的67歲。從上個世紀初到現在，我作為親身經歷過新舊兩個西藏的見證人，深感到：只有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西藏人民才能真正當家作主；只有生活在祖國的大家庭當中，西藏才會發展進步，人民才會幸福安康。
和平解放西藏以來，在西方反華勢力的支持下，達賴集團的分裂祖國的活動一刻也沒有停止過。他們利用各種機會，製造種種事端、擾亂社會秩序、破壞人民安居樂業的生活。他們還提出要搞“大藏區”、“高度自治”。西藏自元朝正式納入中國版圖以來，命運就與祖國各族人民休戚與共，除去現在的西藏自治區外，所謂“大藏區”的行政區域從未形成過。全國解放後，其他藏區各自在本省內建立民族區域自治區地方，行使了民主自治的權利，得到了廣大幹部群眾的擁護，這是早已形成的歷史現狀。按照他們要劃分的“大藏區”，就是把中國國土的1/4劃為一個行政區域，最終為了達到“西藏獨立”的目的。歷史雄辯地證明，搞“西藏獨立”是沒有出路的，是注定要失敗的。作為一個年近百歲的老人，我希望達賴喇嘛按照中央的要求徹底放棄“西藏獨立”，回到愛國立場上來，中央與達賴喇嘛接觸商談的大門是敞開的。我還衷心希望那些漂泊在海外，心系故土的藏族同胞，為家鄉和父老鄉親做些有益的事情。
今天我們紀念“西藏百萬農奴解放紀念日”，就是要我們和我們的後代牢記歷史，把握未來。在我近百年的生涯中，經歷了西藏歷史諸多的變遷。但是參加簽訂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條協議》，參加轟轟烈烈的民主改革、參加建立人民民主政權成立西藏自治區，是我在西藏所經歷的最重要的三件大事。我為自己能够參加這樣符合本民族利益，經得起歷史檢驗的事件而感到欣慰。我相信，只要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堅決維護祖國統一和民族團結，堅持改革開放，堅定地信任依靠廣大西藏人民，西藏的繁榮穩定就會有根本保障；只要堅持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全面貫徹黨的民族宗教政策，保護和發展西藏優良的傳統文化，西藏的發展繁榮就會進一步擴大；只要西藏各族人民群眾緊緊地依靠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實事求是，開拓創新，建設一個團結、富裕、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新西藏的目標就一定能實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