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府降低儲蓄率的意圖是明確的﹐2005年以來中國將擴大內需、刺激消費作為基本國策﹐其綜合效果必然是降低儲蓄率﹐但對影響儲蓄率的因素及其彈性、具體調整措施等仍需深入研究。
此外﹐公共部門、國有企業等領域的改革仍不徹底﹐影響了儲蓄率的調整。儘管目前民營、私營企業已實現市場化和成本真實化﹐但政府機構體系沒有納入社會化管理﹐國有企業和國有控股企業的改革雖取得較大進展﹐但由於成本因素不確定﹐貨幣化程度不夠。當前應當加快政府部門改革和職能轉化。
五、對美國家庭低儲蓄率的觀察
美國家庭儲蓄率變動大致經歷了兩個階段：一是上世紀90年代中期前長期維持在7-10％﹔二是1997年後﹐伴隨著"雙赤字"特別是貿易赤字顯著上升﹐儲蓄率顯著下降。有觀點認為﹐這是90年代中期後各方對美經濟"過度樂觀"（Euphoria）所致。 80年代末90年代初﹐前蘇聯和東歐中央計劃經濟體制解體﹐經濟滑入下行軌道﹔90年代日本經濟陷入長期停滯﹔歐洲經濟也因勞動力市場僵化等結構性問題表現不佳。美國作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具有最優的經濟體制﹐似乎無人能敵﹐唯一能在增長模式上對其形成挑戰的是東亞模式﹐但1997年後﹐亞洲經濟也受到重挫。近年來﹐儘管美國經濟也遭遇了"9.11"和高科技泡沫破滅等衝擊﹐但表現出很強的靈活性和恢復能力﹐致使市場對其"過度樂觀"。這種觀點顯著影響著美國居民的儲蓄行為。由於此次危機規模空前﹐預期這種過度樂觀的情緒危機後會出現較大調整。
從儲蓄率波動的時間分佈看﹐美國本輪低儲蓄始於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而東亞國家儲蓄率提高是在亞洲金融危機後﹐中國儲蓄率上升更是在2002年以後﹐兩者並不存在顯著的因果關係。
六、儲蓄率調整的可能選擇
全球儲蓄率不平衡客觀存在﹐儲蓄率高低差異的原因多樣﹐似不能簡單地將儲蓄率高低說成只與匯率有關。希望某些長期特性在短期內改變不切實際﹐需從更廣泛的宏觀角度﹐綜合考慮。
首先﹐解決儲蓄失衡問題﹐需要綜合藥方。儘管高消費-低儲蓄的經濟增長模式難以持續﹐但當下並非美國提升儲蓄率的最佳時機﹐還需同時平衡刺激消費和恢復經濟增長。東亞國家降低儲蓄率也需從增長模式、產業結構、價格體係等多方入手。當然﹐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也是其中一部分。在此次危機應對和調整中﹐中國通過擴大消費內需豐富經濟增長動力﹐4萬億經濟刺激計劃規模在全球位居前列﹐且以純支出型政策為主﹐注重改善民生、促進就業﹐增加農村地區及弱勢群體收入。
其次﹐各國和國際組織應加大合作力度﹐加強對國際投機資本的監管。本次危機表明﹐需進一步加強對國際投機資本的監管﹐提高國際資本流動透明度。國際組織和有關國家應幫助發展中國家建立預警體系﹐防止掠奪性投機衝擊。國際社會應加強合作﹐完善救援機制。在新興市場出現短暫性國際收支危機時﹐國際救援措施應迅速﹐附加條件應適當減少﹐以提高新興市場國家的安全感。從國家層面講﹐會鼓勵這些國家減少外匯儲蓄﹐擴大內需。
再次﹐合理引導儲蓄盈餘更多地流向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經濟體。新興市場的儲蓄流向發達經濟體既不合理﹐也不符合後者尋求增加儲蓄的願望。東亞國家儲蓄率調整不可能在短時間內顯效﹐產油國高儲蓄率在油價未大幅下降前提下仍將維持較高水平﹐因此全球儲蓄不平衡在一段時期內仍會存在。為使儲蓄合理流動﹐提高全球資金配置效率﹐可以考慮將儲蓄盈餘更多引向其他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它們是未來全球經濟的高成長點﹐資源豐富、勞動力成本低﹐但缺乏發展必需的資金。
最後﹐應繼續推進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當前﹐國際貿易和金融交易計價結算大部分都集中於美元﹐美元是最重要的國際儲備貨幣。據IMF統計﹐截至2007年底﹐美元外匯儲備仍佔63.9%。當一些國家儲蓄增加時﹐如表現為美元外匯儲備﹐就不可避免地使資金流向美國。雖然美國為克服金融危機短期內仍需資金繼續流入﹐但長期看﹐美國要調整經濟增長模式﹐並不希望資金都流向本國。同時﹐全球外匯資產過度集中於單一貨幣﹐容易出現事與願違的異常現象。因此﹐除加強監管合作、引導儲蓄資金合理流動外﹐國際社會還應推進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加強對主要儲備貨幣發行國經濟金融政策監督﹐提升特別提款權的地位和作用﹐長期內穩步推動國際貨幣體係向多元化發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