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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英九政治性格的養成，有著濃厚的中國文化底色。 |
中評社北京4月24日電／中國社科院台灣研究所副研究員徐青在《中國評論》月刊四月號發表專文《馬英九政治性格的文化心理成因》，内容如下：
一個政治人物能在政治舞台上扮演甚麼角色，在社會政治生活中起到甚麼作用，得到民眾何樣的評價，除受到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的影響與制約外，他們各自的獨特個性心理素質則起著重要作用。一個人性格的養成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必有一種或幾種方向的心理屬性是佔主導地位的，它決定了這個人個性的主要傾向和本質屬性，並進而決定了其從政風格與政治行為模式。探討馬英九政治性格的成因，就是要揭示出主導其性格心理特徵的質的規定性，從而深入把握其當下政治風格與行為模式的本質，並為預測其未來政治操作提供某種基本依據。
在馬英九政治性格的形成過程中，以下幾個文化、心理因素佔據著較為重要的地位。
中國文化因素——德育
中國傳統的“士大夫”文化的長期薰陶，令其養成基本的做人道德與自律，更因此而打造了其從政後獨樹一幟的清廉形象，並型塑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政治人格。
中國傳統的“士大夫”是指那些對國家、民族有使命感、責任感，並在政府部門擔任一定職務的有風骨的知識分子。他們深受儒家、道家等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影響，其為學必“首重德行”，同時學文以求多聞博識、開闊心胸、提高志趣，追求的是內心世界的“深大之境”。因此，他們信奉並身體力行於“敬事而信，節用愛人”之“在上者之心地”，治政之道講求以“仁心”為基礎，實行“仁道”，認為“政治不外於仁道，若昧忽於此，專言法理權術，則非治道”；進取之策講求“邦有德”則盡可“成仁取義”，“邦無道”則“賢者避世”，退而自清，走隱士路線，絕不同流合污。這就是“士大夫”人格的基本修養和個人從政之道。
馬英九的政治性格中，中國傳統的“士大夫”的特點屢屢顯現。考察馬英九的從政言行，可以看到，他做人為政一貫的基本原則有七：一是誠懇，二是誠實，三是自信，四是自律，五是儉樸，六是責任感，七是能包容。他從道德、法律、責任上都能控制自己的行為，遵守所有的規則，做人昭然坦蕩，講本分，肯反省，求和諧，即使遭對手故意抹紅或挑釁都不改其善良本性，與搭檔合作則合乎“君子思不出其位”的儒家政治人格的基本修養；操持父親的喪事也合乎“喪致乎哀而止”（《論語》）的儒家文化“誠”的精神；一旦認識到自己的過錯則立即坦然道歉，表現出“君子之過，……更也，人皆仰之”（《論語》）的君子風度。處事有理有據，不走偏鋒，表現出“周而不比”、“貞而不諒”、“勇者無懼”、“當仁不讓於師”、“敬其事而後其食”（《論語》）等“君子”之格；而在個人的仕途上也“潔身重義，知道之不行，必先引退”（蘇轍給宋哲宗折）。馬英九一再表示，“政治人物應存誠去偽，以拙樸取代虛巧”，“官可以不做，但人不可以不做”，認為“政治不該是勾心鬥角、權謀而已，應該要有更多的誠意、格調及信任，或許有人認為這是曲高和寡，但如果不堅持這些，那台灣還會有希望嗎？”還說，“許多人批判我不夠權謀，太過拘泥法律，但我真心的認為，台灣過去的混亂，正是由於部分政治人物太過權謀，把法律當成可以恣意操縱的權力工具的結果。我怎麼可以重蹈覆轍呢？”
馬英九的這些言行正體現出了他超越個人功利之上的理想性與使命感，從中的確彰顯著其“溫良恭儉讓”的內心修養和“仁義禮智信”、“走仁道”的從政核心價值。馬英九所具有的這些政治性格、所奉行的這些核心價值，與那些在國民黨長期獨裁體質下衍生的一般政治人物所具有的“威權人格”特徵——在政治行動上充滿對抗性與依附性——大異其趣。而能夠在威權體制的環境下擁有並堅持這些非“權威人格”的人格特徵，反過來更印證了中國傳統“士大夫”文化對他的深刻影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