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新機制的確立，則從具體政策層面體現新定位的精神實質。這一新定位看似是對布什政府時期中美已然進行的戰略對話與戰略經濟對話兩個機制的重新整合，實則意義深遠。其一，美方不僅開始以“戰略對話”代替此前一直慣用的“高層對話”，而且由國務卿希拉裡親自出馬對話戴秉國國務委員，不僅結束了雙方對“戰略對話”各說各話的局面，而且提升了對話的層級，更加體現出兩國關係的戰略性；其二，將兩個機制整合併進行重新包裝，體現了中美關係的特殊複雜性和新時期的新特點。因為許多重大問題如氣候變化、能源合作等，既屬戰略經濟對話範疇，也超越一般的經濟意義帶有戰略對話的性質，將兩個機制進行整合，將更有效地協商和處理兩國關係的重大問題；其三，更重要的是，兩國元首的特別代表戴秉國、王岐山與希拉裡、蓋特納共同主持“戰略與經濟對話”，形成中美特有的“2+2”機制，不僅凸顯中美關係的特殊重要性，而且宣告中美新型合作模式，即兩個不同社會制度、不同發展階段的大國，希望通過戰略的與經濟的對話，實現深度溝通、深化合作共贏、推進關係發展。這既不同於美日“2+2”(兩國國防與外交負責人對話)那種軍事安全色彩濃厚、帶有部分冷戰色彩的對話機制，也有別於歷史上美蘇之間的安全對話機制，體現出一種歷史性創新。這正是中美關係實現長期戰略穩定所必需的。
新定位與新機制的迅速確立，既是因為在國際金融危機的大背景下，中美之間的相互需求更具現實性和緊迫性，也是因為中美關係經歷30年正常化發展已然累積更厚實的基礎。奧巴馬新政府上台兩個月，胡、奧兩次通話，希拉裡國務卿和楊潔篪外長成功實現互訪，胡奧又實現首次會晤，凡此顯示中美關係開局良好。
然而，歷史也反覆證明，中美關係從來都不會一帆風順，今後也絕非一片坦途。就在奧巴馬政府積極推進中美關係、戰略界熱議“兩國集團”論的同時，美國國會連續在西藏問題、台灣問題上出手，五角大樓借所謂的艦艇摩擦事件炒作，一些反華利益集團也開始在經貿、匯率等問題上重新集結。而圍繞國際金融秩序、海洋權益等領域的博弈也將更加鮮明。雙方雖已明確定位和機制，但如何將其轉化為具體的政策成果，則有賴彼此繼續把握當前的良好態勢，更加解放思想和積極作為。畢竟，後興大國與現有超級大國之和平共處歷史上鮮有先例，而不同社會制度之和諧共生也絕非易事。中美關係如何在新的起點上開創歷史新篇，對中美兩國乃至全世界，都將是重大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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