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台北4月8日電／前中信金控副董事長辜仲諒昨日在法庭上點名“紅火案，呂東英曾勒索我”，讓2006年間引爆金控地雷的“紅火案”再度浮上檯面，也使當時只被“金管會”處1000萬元罰責的“紅火案”為何演變成重刑案件、造成辜仲諒遭海外通緝？及當時“金管會”代理主委呂東英，何以在2006年8月2日裁定紅火案後、又在2006年8月9日倉促請辭下台？一連串的問號，呂東英上午首次打破沈默，公開詳細說明，以下為聯合晚報訪談重點：
藉扁名“勒索”辜仲諒？
呂：絕非事實，紅火案前只認得辜濂松。
問：“紅火案”原本“金管會”只輕罰1000萬元，但之後在你接手“金管會”代理主委後，曾在委員會中“獨排眾議”，將此案以舞弊貪污的重案移送檢調，其間的轉變，是否和辜仲諒昨天指稱的“勒索”有關？
答：先澄清媒體指稱“紅火案”是2003年的時間點並不正確，應該是在2006年間。當初“紅火案”案屬“金管會”副主委張秀蓮的案子，我自己因負責證券、檢查業務，始終並未與中信金辜仲諒有任何交往，因此，傳聞我曾在2003年、2004年選舉期間，以替扁募款名義“勒索”辜仲諒，“絕非事實”。在紅火案之前，我並不認識辜仲諒，只認得他的父親辜濂松。
“紅火”輕罰變重案有內幕？
呂：掌握到更多不法，才以舞弊案移送。
問：為何原本“金管會”只罰1000萬元的紅火案，在你接手後卻改為重刑案移送檢調重處？
答：2006年2月證期局查出“紅火案”有問題，送交“金管會主委”龔照勝，當時“金管會”因掌握資料有限，僅罰以1000萬元，期間要求中信金提供更多資料，但一直遭拒。同年5月“金管會主委”龔照勝離職後，7、8月間，我以代理主委身分召集委員會，因已經掌握到更多的不法事證，多數決的委員會裁定紅火案，以“經營管理階層人員的舞弊案”移送檢調重處。
雖然委員會中，也曾有目前人在法庭的委員 (暗指當時“金管會”委員林忠正)有很多挑剔、會議過程困難重重，但在所有委員耐心審慎處理下，作出移送法辦的決議，決策過程絕對可以攤開在陽光下的。
我敢講，就算以今天時空環境來看，還是會以重罪重罰的，因為“紅火案”涉及的是管理階層的舞弊、經理人以上違法就是重罪，“就算是現任陳冲主委，也不得不做如此處理”。
問：但1000萬罰責、轉變成移送法案重處，其間轉折，有人懷疑是高層對辜家有所不滿，示意要求“報復辜家”行為？當初是否有承受來自“總統府”或高層的指令？
答：這要回溯到當時“8：7”的重要事件!2006年6月中信辜家插旗兆豐金，董事會中搶下8席的董事席次、讓僅拿下7席的公股顏面無光，中信金插旗兆豐金的事件，確實讓“行政院”遭遇來自“立法院”和各方的極大壓力，也引發“行政院”認定此案應該有弊案，壓力是有的。
“紅火”處理不當而下台？
呂：提退讓，蘇貞昌“非常高興”，讓我確定請辭。
問：你當初離開“金管會”，傳聞就是和處理“紅火案”不當有關？
答：這樣的說法不對！不能說我的離職和“紅火案”有關。當時離開是因覺得政務官不受尊重、個人抱負不能實現。
問：照你這般說法，2006年8月2日紅火案裁定、你在95年8月9日請辭離開“金管會”，當初離開是否有壓力，有無任何高層施壓要你去職？
答：2006年8月2日紅火案定案後，我曾三次到“行政院長”蘇貞昌的辦公室，向他表示，若長官想要提攜栽培民進黨人士，我願意退讓，結果蘇院長“非常高興地站起來跟我握手”，讓我確定請辭意念，在95年8月9日請辭“金管會”代理主委。能做的，我願意做好，不行時，就是我離開的時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