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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運動時期的陳獨秀 |
陳獨秀——“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
1915年9月15日,陳獨秀主撰的《青年雜誌》創刊;1916年9月1日,這份雜誌因與上海基督教青年會創辦的《上海青年》刊名有雷同之處,故更名為《新青年》。陳獨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激情澎湃地寫道:“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動、如利刃之新發於硎,人生最可寶貴之時期也。”由於《新青年》以科學與民主的思想驚醒了長期被束縛於封建桎梏中的一代青年,因而成為了新文化運動的陣地,點燃了至今不滅的思想解放的火炬,陳獨秀也被毛澤東譽為“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毛澤東文集》第3卷第294頁,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出版)。
然而在1919年五四愛國運動爆發的這一天,陳獨秀並未出現在集會現場。直到5月7日下午,他才寫信給遠在上海的胡適報告當時的情況:“四號下午,京中學生三四千人聚集天安門,到東交民巷各使館;適禮拜日,英美公使都出去了;學生即到曹宅,曹逃避,章宗祥剛在曹宅,受了一頓飽打,幸虧有一日本人竭力保護,送在日華醫院竭力醫治,現在生死還不能確定。京中輿論,頗袒護學生,但是說起官話來,總覺得聚眾打人放火(放火是不是學生做的,還沒有證明),難免犯法……懲辦被捕的學生30多人(大學為江紹原等22人),整理大學,對付兩個日報,一個周報,恐怕是意中的事。”(《陳獨秀書信集》第243至 244頁,新華出版社1981年11月出版)。信中所說的“大學”系指“北京大學”,“周報”指《每周評論》,“兩個日報”疑指“《晨報》與《國民公報》。
6月8日,陳獨秀又在《每周評論》第25號報道了6月3日北京千餘名學生舉行露天講演慘遭鎮壓的情況:“民國八年六月三日,就是端午節以後一日,離學生的五四運動剛滿一個月,政府因為學生團又在上街演說,下令派軍警嚴拿多人。這時候陡打大雷刮大風,黑雲遮天,灰塵滿日,對面不見人,是何等陰慘暗淡!”
陳獨秀在五四運動期間最為轟動的表現是起草並親自散發了著名的《告北京市民宣言》,提出了取消對日密約、罷免賣國官吏、保障市民集會言論自由等“最後最低之要求”。6月11日夜,陳獨秀在前門外新世界游藝場五層樓上向遊客拋撒傳單時,當即被北京警察廳巡警和步軍統領衙門密探逮捕。消息傳出,全國輿論沸騰。各社會團體、名流、學者、青年學生紛紛通電發函營救。革命青年毛澤東在他主辦的《湘江評論》創刊號上撰寫了《陳獨秀之被捕及營救》一文,指出陳獨秀是“思想界的明星”;今日中國最需要的是科學與民主,而“陳君平日所標揭的,就是這兩樣”。“陳君為這兩樣東西得罪了社會,社會居然就把逮捕和禁錮報給他。”但是,“陳君之被逮,決不能損及陳君的毫末,並且留著大大的一個紀念於新思潮,使他越發光輝遠大。”文章結尾寫道:“我祝陳君萬歲!我祝陳君至堅至高的精神萬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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