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5月5日電／甲型H1N1流感暴發後，一些西方媒體含沙射影地報道說，流感病毒的源頭可能來自中國。在國際社會正在全力應對流感疫情的背景下，這種聲音顯得很不和諧。這種情況還不禁讓人聯想到，近些年來，國際上一旦出現不好的事情，西方輿論往往將這些事與中國聯繫起來，甚至還有媒體炒作中國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發生負有相當責任。那麼，西方輿論為什麼總拿中國說事？這反應了他們什麼樣的心態？面對這些不負責任的報道，中國應該做出怎樣的回應？國際線上記者就此採訪了中國傳播學專家。
國際在線文章指出，甲型H1N1流感在墨西哥暴發後，包括美國《紐約時報》在內的一些西方媒體，在沒有提供任何事實依據的情況下，不負責任地援引某些人士的言論，生拉硬扯地影射，甚至直接編造甲型H1N1流感的源頭可能在中國。而發生類似的事情並不是第一次。近些年來，西方輿論中存在一種傾向，動輒就將國際上出現的一些負面現象與中國相聯繫，比如在去年爆發金融危機後，一些西方媒體就廣泛散佈中國的高儲蓄率是造成危機原因的言論。另外，西方媒體還曾大肆渲染中國產品的品質問題以及中國食品的安全問題等等。中國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院長程曼麗教授認為，出現這種現象，與西方媒體和記者對中國持有的根深蒂固的意識形態偏見有直接關係。
程曼麗說，因為意識形態或者其他的一些原因，西方媒體或者一些西方媒體，對中國問題的報道形成了一些固定的框架和模式，就是說慣性的東西，比如說一講到中國，就是人權問題、環境問題、食品衛生不安全問題等等。我覺得這種東西，它存在的前提就是一種對我們這種社會制度，或者說對我們現有的一些意識形態的排斥，不接受，這種東西會長期伴隨著西方媒體的報道，它會表露出來。
程曼麗教授還認為，近些年來，隨著中國國力的不斷提高，中國受國際輿論的關注度增加，而外界對中國的不了解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西方媒體對中國的誤讀和偏見。
程曼麗說，這些年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使它成為國際輿論的焦點。過去中國是處在國際社會的邊緣，不受關注，現在是受到了高度關注，關注裏面既有正面的東西，也有因為不了解所帶來的誤解和偏見，這些評價一下子多了起來，也是不奇怪的。
程曼麗教授分析說，目前西方媒體和記者對中國的報道，主要呈現出三個特點。
程曼麗說，一個就是對於一些具體的問題，它會本著它所倡導的或者它一向標榜的專業主義精神和客觀報道的一些原則，去就事論事地報道；第二種就是說凡是跟意識形態相關的問題，一些敏感的問題，它很快就會回到那種既有的議程設置上來；當然還有一種情況，就是隨著中國的快速發展，有些國家嫉妒你，那麼這裡頭就有一些話裏帶話，或者說一種酸溜溜的味道。
面對一些西方媒體對中國的片面甚至不負責任的報道，程曼麗認為，中國首先應該做好自己的事情，不給某些別有用心的人以口實，同時也要加強對外傳播，增進世界對中國的了解。
程曼麗說，首先，應該踏踏實實做好我們自己的事情，就是在環境方面、食品安全方面不斷地去完善，這樣起碼就使一些西方媒體或者說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它的口實會更少一些。第二，就是當出現一些猜測性的報道，或者說一些謠傳的時候，我們要以大量的資訊投放，予以回應，我們就是用事實說話，讓更多的人了解中國，了解就會帶來更多的理解。
我們注意到，一些西方媒體有關甲型H1N1流感源頭不負責任的報道，已對中國的國際形象造成了損害。中國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劉建明教授認為，西方媒體一貫標榜自己的客觀和社會責任，在重大公共事件的報道中，他們尤其應該維護自己的公信力，而不應因所謂的意識形態歧見而喪失自己的職業道德。
劉建明說，作為媒體和媒體的記者，它是社會的守望者，它要給人們提供正確的資訊。豬流感（H1N1流感）的源頭究竟來自何處，作為一個記者來講，沒有事實根據，不能把你猜測的結論公開地報道出來。這種報道是不負責任的，這種報道只能損害受眾的知情權，他將受眾的認識引導到一個錯誤的方向，所以我們不能贊同這樣的記者，這樣記者的立場，他的觀點都是違背職業道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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