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武鉉的縱身一跳，跳出了令其不能自拔的“樸淵次門”，也丈量出韓國的社會成熟度。一方面，從樸正熙時代開始的以經濟發展為唯一目標的發展模式在很長時期內為後繼者遵從，這在主觀上就遲滯了韓國政治、社會、人文制度的更新。而韓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在客觀上也遲滯了社會的整體進步。人文的進步表征只是局部而片面地表現在韓國文藝商品的出口上而沒有浸潤於社會肌理，事實上這仍是一種商業進步的表現。另一方面，在長期的經濟唯重思想影響下，韓國企業團體的話語權無限擴大，韓國在事實上形成的官商共治的治理格局愈加沉重。政府、政黨的無法中立導致弊案頻發成為韓國政治生態的伴生物。雖然自“三金”時代和盧武鉉時期起對此已有所警覺，但官商共治已然尾大不掉，甚至主政者也無法擺脫不當金錢沾染。
不過，如若從盧武鉉悲劇就得出東亞傳統的社會運行機制對民主具有抗生素作用的結論，則不只草率而且不負責任。與其說盧武鉉的縱身跳崖墜落進的是韓國式的“民主陷阱”，不如說他的縱身一跳還丈量出了推進社會制度革新時間的緊迫性和艱巨性。經濟發展的一騎絕塵，不必然帶來社會整體進步的保證。盧武鉉以個人的生命悲劇表明了：較為合理和公平的制度設計具有全民共享的好處，無論是處於社會底層的大多數，還是處於社會架構的上層。
進一步說，即使社會、政治制度的成熟度達到了更高的水平，也不必然保證權力不被腐噬。這從近期英國“報銷門”就可看出。從這個角度說，腐敗是重商主義時代全球必然要面對的共同之敵。盧武鉉的縱身一躍，只是對這一頑敵的又一次驚心動魄的提醒。
反貪腐被視為世界性難題。東亞國家的政府利用後發優勢強力干預經濟發展，創造了全球矚目的經濟奇跡。但東亞國家的政治傳統有利於官商共治，是個不容忽視的事實。如果要將政經改革推進到更深層次，必然要重塑體制機制，並在此基礎上完善事前預防、事中監督、事後追究的制度完善，東亞國家的民主政治建設才會真正取得成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