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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28日，馬英九強調日本已將台灣和澎湖列島的主權移轉給“中華民國”。（中評社資料圖） |
中評社北京5月31日電（作者 饒勝文）四月仿佛成了馬英九的紀念月。馬英九舉辦了一系列紀念活動。4月13日，他高規格紀念蔣經國百年誕辰，並將那一周定為“蔣經國周”；4月22日，他在為紀念《與台灣關係法》三十周年而與華府智庫舉行視訊會議的當天，接受《中國時報》的專訪，將兩岸問題的根源定位為“內戰”；4月28日，又紀念“中華民國”與日本簽訂和平條約57周年，在紀念儀式上，重點闡發該條約所確認的日本將台灣和澎湖列島的主權移轉給“中華民國”。
細心的觀察者應該注意到了，中（華民國）日和平條約簽訂57周年並非一個重要的時間，但其紀念規格之高令人注目。因此，有理由相信，這一系列紀念活動並非只是時間上巧合，而更似出於一種深思熟慮的戰略構思。
如果我們再將這幾件事放到近20年來台灣政治變遷的長時段中去看，不難發現，馬英九這一系列的紀念活動，其用意是要使台灣島內政權的政治定位復位於“中華民國”在台灣。
在兩蔣統治台灣的時代，“台獨”不成氣候，“一個中國”不成問題。兩岸長期武裝對峙，延續著“內戰”的格局。終兩蔣之世，台灣保留著1948年從整個中國選舉出的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那些國大代表，數十年不改選，被譏稱為“萬年國代”。截至1990年，“中華民國”的歷屆總統都是由這些“萬年國代”投票選出。每年的12月25日被定為“行憲紀念日”，作為重要的政治節日隆重紀念。“萬年國代”猶如政治史上的笑話，兩蔣猶且不避，只因他們有一種更大的政治需要，那就是想要以這些從整個中國選出的“國大”代表來表明“中華民國”政權的合法性，也以此表明，“中華民國”雖然蟄居台灣，但仍保持著對整個中國的代表權。
“台獨”成為島內政治實踐，始之於李登輝，繼之於陳水扁。受制於兩岸局勢的現狀，也受制於國際大勢的現狀，“台獨”並不表現為直接宣布台灣獨立，而表現為“去中國化”。從“去中國化”的過程看，李登輝與陳水扁的“去中國化”又表現出階段性的不同。
1988年1月，蔣經國猝然去世，李登輝繼任“總統”。1990年，李登輝連任“總統”後，他廢除了“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宣布自1991年5月1日起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從法律上結束對大陸的“內戰”狀態。“內戰”是一個比較中性的概念，大陸稱其為解放戰爭，國民黨則稱之為“戡亂”戰爭。“內戰”雖然意味著兩岸的武裝對峙，同時也意味著兩岸同屬一個中國。顧名思義，戰而為內，自然是在一個中國之內。因此，李登輝此舉不僅意味著不再在國際上去爭奪對整個中國的代表權，同時也意味著在兩岸間淡化“一個中國”的意涵。
李登輝的兩屆任期內，先後以“國是會議”和“國發會議”營造民意，六度修憲。根據這幾輪修憲，勸退了“萬年國代”，全面改選中央民意代表，“總統”也改為“由“中華民國”自由地區全體人民選舉產生”，也就是由台灣地區的人民選舉產生。在1990年的“國是會議”上，馬英九曾表示不贊成“總統”由台灣地區的人民直選，此事在2008年大選中被謝長廷攻擊為“當年反對‘總統’直選的人現在也來選‘總統’”。實則馬英九當年顧慮的是選舉方式的改變所體現出的代表性的變化。李登輝在搞這些舉動的同時，雖然也弄了“國統會”和《國統綱領》，但那是用來安撫國民黨內的“統派”的。待到陳水扁廢除它們時，李登輝說，那本來就是歷史的產物；他也成立了海基會，用以與大陸的海協會協商交流，但那是用以羈靡大陸的。待到李登輝的任期行將結束，他終於講出兩岸關係是“特殊的國與國”的關係，即“兩國論”。他也正是以“兩國論”阻斷了兩岸兩會的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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